《中庸》二十一到二十六章着重阐释了“诚”这一核心概念，说明“至诚之道”如神灵一般可以见微知著预知祸福。君子不仅要“自诚”，还应将这一美德推及他人。只有不断追求至诚才能与天道相配。《中庸》的二十七到三十章的内容前承前面几章而来，集中论述圣人之道、至诚之道、君子之道。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伟大呀，君子圣人的大道啊！洋洋洒洒，广大无边，养育万物。高迈啊！优秀而宏大呀！在感慨感叹之后，开始真正进入思辨性的层次，阐释了三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一，礼仪和威仪的问题。“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短短八个字说明周礼分为两部分。“礼仪三百”，大礼有三百条，主要有吉礼、凶礼、宾礼、军礼等；威仪三千，曲礼指小的一些礼节，就是那些关于做人的风度、规范和言谈举止的礼节，繁琐到有三千条之多。

 

第二，展现个性和修养自身的问题。“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些礼仪等待圣人出现以后才能实行，假如没有至高的德性，他要把伟大的事业做成功，那是不可能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几句话在《中庸》中非常重要。“尊德性”，开发自己内在的光辉的德性，这是对内。对外要好好地去“道问学”，要努力请教学习探讨，把自己的内德和外学结合起来。“致广大而尽精微”，追求广大——上天入地对整个宇宙天地万物了然于心，但是对极其微观的世界、极其微小的事理也要“尽精微”，用心思去穷尽它。“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接物待人处事方面，要达到极其高明，就是思维、思辨、明辨极其高精澄明，但做人在言谈举止和行为措施上，要实行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文质彬彬。只有温习过去的那些经验教训，才能够知道自己未来怎么做。把自己修养成拥有敦厚的德性，才能尊崇礼仪。这样才能从内到外从上到下都显示出一个君子的光辉形象。

 

第三，国有道和国无道时君子的选择问题。“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作为上级领导不能骄奢淫逸，作为下级不能背弃背叛。“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这句话非常重要。儒家传统不是愚忠，不是说国有道也忠，国无道也忠，明君也忠，昏君也忠，完全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和精神操守。相反，儒家强调国家清明和谐、万物兴旺、百废待兴时，君子应去发表言论施政自己的纲领，使国家振兴起来。当国家昏暗无道时，应以他的沉默对抗表示绝不跟随，以他的沉默表现出自我的特立独行，因为知识分子是作为文化载体、文化传承者和思想者而存在，当政治清明时，他们的言论足以兴邦，使国家兴盛富强。但是当政治黑暗时，他们全身远祸以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启迪感召后人。所以《诗经》上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以聪明智慧保存自己的身体，保存自己的思想学说，保存自己的教学的延续性和弟子的传承性，并以待新政来世。

 

其实，这种非愚忠的中庸思想在孔子那里表现非常明显。孔子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以“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作为自己接人待物的原则。以“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作为教育的辩证法。在“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中，彰显为孔子思想体系中重要的辩证法和走向仁爱的普遍和谐观。

 

《中庸》第二十七章阐述了三个问题，第一是礼仪和威仪的问题，第二是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的问题，第三是在国有道和国无道时君子的选择问题。德治养身，明哲保身，这样才能达到至诚之道。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开篇就说出三个负面问题，一是“愚而好自用”，愚蠢而刚愎自用，本应好好学习，反而刚愎自用，觉得自己很对永远正确，这样的人无药可救。二是“贱而好自专”。地位很低还以为自己重权在握，还要把自己的权力用尽，永远不给人家提供任何的方便。三是“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生在当代，反而要返回古代治国之道，结果就是“灾及其身者也”，灾祸随后而至。反古之道的意思是，反而推行古代之道，返回古代治国之道。这一命题说明孔子不是一味地尊古，相反，他整体思想上仍是与时俱进的。这一章说明了儒家的思想不是复古。过去人们有一个成见，认为孔子以及后儒都是一些复古复辟的不可理喻的怪人，这样的看法是相当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