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多元的情境下，文明也是多元的。多元而和生和处、和立和达，抑或冲突对抗、你死我活。这是人类在21世纪所必须做出的抉择。对此抉择应取何态度？依何原则？中华儒家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解决冲突和危机的方法的答案，以建构和谐、和平、幸福的世界。

 

儒家文明创始人孔子，诞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诸侯争霸，社会动乱，战争频繁。孔子追求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老小得养，和平幸福。孔子是人道的启迪者，他以人文的关怀而挺立于宇宙天地之间，他是影响中国礼乐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最大、最久、最深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的思想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既有形而上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形而下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维精华的结晶。

 

一

 

儒家文明，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之一，礼乐文明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任何民族都需要有民族精神，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就会失去民族的自主性，失去民族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就要走向灭亡。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是儒家文明。儒家文明在其长期演变中，孕育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成长和完善，担当着建构民族主体精神的重任，她以自身的生命智慧维护着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独立绵延和发展，这是世界其他三大文明古国的精神生命所不能比拟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怎样明明德于天下，必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由此内圣工夫，而开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和平、幸福世界，这是儒家文明的精华，也是其价值目标。如何实现修齐治平？儒家认为，在国家的治理上要实行德治，即实行文明政治，而不实行暴力政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引导和注重道德教化和礼仪规范，使百姓对非道德的行为有羞耻之心；若注重政令刑罚，只能使百姓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之心。政令法律固然重要，是治国安邦的极重要的手段，但不能使其成为有智德的文明人，因为他没有道德的自觉和遵守法律的自觉；注重道德教化和礼仪规范，人们自觉遵守法律政令而不犯罪，并知礼义廉耻。法律与道德犹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法律是外在的他律，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的刑罚是对犯法行为结果的处理，道德的教化是对行为动机的制约，两者不可或缺。儒家主张德治，其首要是官德和政德，即为官以德，为政以德。孔子认为，君应有君德，官应有官德，当政者应以自己道德榜样力量教化百姓，“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政字就是端正的意思。当政者自己端正，谁敢不端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当政者本身行为端正，治国就没有困难，反之，如何去端正别人，如何治理国家？当政者的行为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行为正当，以德道教人，不令而行，否则，纵是三令五申，也行不通。朱熹说：“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如必自尽其孝，而后可以教民孝”。以自己的孝道，去教育、感化别人。所以儒家主张从国君到庶人，要以修身为本，自己身修，便可以影响家庭以至国家。福泽谕吉说：“道德是人的品质，它的作用首先影响一家。主人的品质正直，这一家人就自然趋向正直，父母温和，子女的性情也自然温和。”由己及家、及人、及国、而及天下，这是儒家的政治道德价值理想。如此，“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以德治国，就会使百姓象众星环绕着北极星旋转那样，听从国家的政令，这是国家治平的根本，也是社会和平、幸福的根本。

 

治平要求在经济上从“小康”到“大同”。《礼记·礼运》篇对“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做了描绘。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尧、舜为“大同”社会，文、武为“小康”社会。确定和划分“小康”和“大同”的标准有二：从政治和社会关系来说，“大同”是“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子其子，选贤与能，是一个和平、幸福至善完美的社会；“小康”是以“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子其子，是讲信、义、仁、让，有礼、有秩序、治平和睦的社会；从经济生活关系来看，“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郑玄注：“大同”之同，“犹和也”。所以，大同世界即大和世界，即和平、幸福世界。这种和美经济生存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意蕴着道家的自爱、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之义，和爱是大同世界的底蕴。孟子所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是在“仁政”治理下的“小康”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生活状况，“小康”首先是温饱，然后是教育。把教育作为“小康”社会的指标，这是中国先贤的高明之处。“小康”和“大同”是社会治平的价值目标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