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在伦理道德上要求重视伦理关系和道德修养。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的忧患的是德、学、义、不善的不修、不讲、不徙、不改。每一个人作为社会的存在都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伦理道德素养，遵守孝悌、忠恕、诚信、恭敬、智勇的道德。孝悌不仅为为人之本，而且不会犯上作乱；忠恕是仁之本，以仁爱为基石；言而有信，诚实无欺，恭敬涵养，修德进业；智者利仁，勇不违仁。儒家文明注重自己的修养，把修己作为安人和安百姓的首务。“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福泽谕吉认为，道德素质的培育除教化外，主要在于自己内心的努力。“道德是不能用有形的事物传授的，能否学得，在于学者内心的努力如何。”他举例说如孔子“克己复礼”四字，必须讲明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复礼就是恢复本性认识自己本分的意思，教师传道的方法就是仔细反复说明这个道理，以后就在于各人自己的修养。这就是所谓“以心传心，即所谓道德的教化。”通过修己，使每个人行为都符合伦理道德规范，这是社会和平幸福的保证。

 

治平在教育上要求开放。儒家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这是教育从公学向私学转变的体现。这种教育打破了等级制度和贵贱的限制，不分高低、贵贱、贫富，只要交少量的学费就可接受教育。使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因而培养了贤人72，学生3000，在当时是伟大的创举。这种开放式教育，在2500多年前也是一种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并为春秋战国的社会转型培养了人才，为中华学术薪火承传造就了智者。这种“无类”的受教育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均等，对提高人的知识/文化、道德素质有着积极作用和影响，是改造社会，移民易俗的动力，这是社会和平、幸福的支撑。

 

二

 

社会治平和谐需要上述根本、目标、基础、保证、支撑各层面的融突，还需要深层的思想灵魂的造就。儒家文明以“仁”是人的人性的本质特性，其核心内涵是爱人，“仁者，爱人”。虽当时儒家讲的爱人，本质上仍有亲疏差等之别，而受到墨家的批评，但儒家提倡“泛爱众，而亲仁”，仍有极高的价值。爱人意蕴着三方面的涵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所体现的这种爱的人道精神是无私的。博大的、为人的。《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孔子贵仁。”就是这种贵仁的精神。

 

儒家文明以仁为核心辐射到各个层面，并贯彻到各个领域，如社会典章制度、尊卑长幼之序、亲疏远近之别，这便是礼的层面。对于每个人来说，要“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所以视、听、言、动都要合乎礼，不合礼的就不去视、听、言、动。孔子竭力挽救礼崩乐坏，他每事问而问礼，认为“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不能立足于世。“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无礼，社会就会无序；无礼，伦理关系就会错位；无礼，亲疏关系就会不辨；无礼，天地神祗就无法礼敬。仁作为礼的内在精神，使礼具有爱人的人道主义的意蕴，使礼的各种关系能保持一种理解的、容忍的、关怀的、和谐的张力。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不仁的人是说不上礼和乐的，没有仁作为内涵的礼和乐，光有玉帛、钟鼓等礼的形式，是不能称作礼乐的，但礼是仁的外在的表现或形式，没有表现或形式，仁的内在精神也得不到体现，礼是维系社会和平、幸福的秩序。

 

仁在道德人格和文化素养的培养上，具有核心地位。儒家认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学、志、问、思之中都体现了仁的精神境界。对于读书的士子，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士应志向强毅任重道远，以实现仁行天下为自己的任务。仁要求君子应有道德、有修养：“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君子应以道义为原则，行为合乎礼节，说话要谦逊，完成任务讲诚信。仁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上）。没有为求生而损害仁，只有勇于牺牲来成全仁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体现了儒家为实现崇高的道德价值理想，而舍生的精神。仁要求做工者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同上）。要勤恳地做好工作，要选择贤人敬奉，与仁人交朋友。仁对于读书的士、君子、志士仁人、做工的不同的要求，是依于当时社会的实际，以及各种人的社会地位、名分、作用、影响等而做出的，这种不同的具体要求具有操作性，易于实行。从这个意义看，仁不是空疏，而是实在。这样仁的生命智慧和道德精神的源头活水便不断流淌出来。

 

仁从对社会不同人的要求，提升到对道、学、政的要求。儒家认为，道为仁道，为道为仁。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人生以求道为标的，人一生终身奉行的一句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恕道，即人道精神，“乐以忘忧”的乐感精神，“杀身成仁”的奉献精神，这是获得终极价值理想、精神家园的生命动力。道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形而上者谓之道”。朱熹则认为道就是理，理是所以然者，是一种“退藏于密”的隐然的存在。

 

学的终极追求亦是道。学既包括自我仁道的修养，亦包括对知识的学习，以及学与思、学与习、言与行的融合。《论语》开章便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学了要实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读书学习而不思考，就会受骗；只思考而不去读书学习，就会疑惑。读书学习与思考互补、结合，才会避免罔或殆；“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慎言是怕实行不到位，或“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以说多做小为耻，而求言行一致。儒家之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其主旨是“留意于仁义之际”。

 

政的价值理想是尧舜禅让的政治文明，就当时现实而言是有道之邦，这是孔子所向往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卫国大夫史鱼在临死时嘱咐其子不要“治丧正室”，即以“尸谏”，劝告卫灵公斥退弥子瑕，起用蘧伯玉。在孔子看来，蘧伯玉是一个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政治黑暗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的人。他的这种态度是对于邦有道的期望，也表现了孔子对邦有道与无道的态度。孔子在评价宁武子时亦体现了这种价值判断：“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宁武子是卫国的大夫，他对邦有道与无道的聪明与装傻的态度，表现了他对政治文明与不文明的合作与不合作、赞成与不赞成的态度。士君子可以自由地选择其服务对象，对无道之邦可拒绝或变着法逃避为其服务。为有道之邦服务，利国利民，为无道之邦服务便是“助纣为逆”。有道之邦就是“为政以德”的仁政之邦，即和平、幸福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