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3年晋州人郇谟冒死上书，只有30个字，其中主要是“监”字，请求罢诸道监军使。唐代宗虽然接受上书，但一项都不改。

795年，河东节度使李自良病死，按照当时惯例节度使不是长子继承、就是军中推举，朝廷只能追认。监军王定远和太原府尹李说定计，秘不发丧，先将士兵拥戴的将领打发去休假，然后迅速请求朝廷任命李说为代理节度使，并且立即给军官们加官晋级，得以顺利实现交接。可是以后王定远认为李说是自己立的，任意干涉，军政皆自专决，并请求皇帝给他“赐印”。从此成为惯例，监军都有印，得以干涉军政事务。王定远有了官印，开始自说自话的委任军官，李说大为不满。王定远委派了虞候田宏为列将，取代彭令茵，彭令茵不伏，说：“田宏没有功劳，怎敢取代我！”王定远居然把彭令茵找来斩首，还把他的尸体埋在马粪里。军士为此闹事，李说向唐德宗报告，而唐德宗因为王定远过去有“扈从之功”，也不治罪。王定远知道李说弹劾他，到了李说府上举刀就刺，李说赶紧逃走。王定远召集将吏，拿出箱子里的20多卷“官告”（委任状），自称有皇帝圣旨撤李说的职，其他将领都加官。诸将正要谢恩下跪，大将马良辅出来揭穿，说那都是旧官告，不是皇帝圣旨。王定远只好自己逃走。这样作恶的监军，唐德宗也只不过下诏“长流崖州”。

经过唐末的历史教训，后梁恢复以朝臣为监军的传统。但是朱温习惯以自己身边的“近臣”来任每一支军队的监军，“进止可否，悉取监军处分”，监军具有指挥权。而后唐改过来再以宦官为监军，“皆恃恩暴横，节将不能制”。

注意到唐以来的教训，后周和后来的北宋，包括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皇朝，都采用了以监军和领兵将领共同负责的“双首长”制，无论兵员多少，只要是一支独立作战部队，往往都会同时任命指挥官和监军，文武官员都可以任监军。因此监军逐渐成为军官的一种称号，失去了原来的监察意义。

在历经唐末以来的军阀混战后，北宋皇朝的第一要务是防止军阀割据。因此把军权集中到中央，尽量避免某一方面的大兵团有长期的统帅，而是采用临时委派朝臣号为“率（帅）臣”来统领。这种率臣的名目有“都监”、“监押”、“安抚使”、“经略使”、“都部署”、“总管”、“都钤辖”等等，统军的多少、时间的长短、本身的品级等等全无定制。如北宋初年名将曹彬，在后周世宗时以贵戚身份为“河中都监”，当时才20多岁，以后逐步升迁成为名将。

宋初是文武兼用，越到后来越是倾向于“以文驭武”，用文臣来担任率臣。文臣一般是以安抚经略使、都部署名义指挥某一战略方向的军队，并且兼任战区所在州的行政长官，掌军政全权。比如西夏起兵反对宋皇朝，宋朝廷先后在陕西设立4路安抚使：韩琦“管勾秦凤路部署事”兼知秦州，范仲淹“管勾环庆路部署事”兼知庆州，王沿“管勾泾原路部署事”兼知渭州，庞籍“管勾鄜延路部署事”兼知延州。4人互不统辖，又都是文人带兵，造成与西夏的战事打成绵延几十年的持久战、消耗战。奇怪的是，后来统一陕西作战指挥的却是宦官童贯。他因为和宋徽宗是老相识，徽宗登基后，居然任命他为陕西5路军马的都监，以后又任命为5路的经略安抚制置使。以后童贯回朝，兼任了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领枢密院事，执掌全国兵权。

南宋起初战事频繁，朝廷完全倚仗几个方面的大将，给他们挂上“都统制”的称号，有相当的自主权。但在南宋统治稳定、尤其是和金朝议和后，再一次收去武将兵权。先是在几个大战区设置“总领”，以控制军队的经费来源。正式将安抚使明确为“路”的军政长官，号为“帅”，在一个路内的战区及军队，由安抚使指挥。在包括几个路的大战区则设置“制置使”，都统制受其指挥。同时又滥授都统制，从原先的10个扩充到几十个，分散兵权。军队统辖关系极其复杂，各路不同，各自为战，在蒙古军南下时，几乎没有统一的抗敌战略，甚至在一个战区内也是各打各的仗，导致兵败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