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送徐向前手令的人是司令部参谋孙学遵和都爱国。

原临汾前线指挥部侦察参谋都爱国回忆：大概这样的路上可能行进有两三个小时，才联上王新亭。他们已经走了一天路了，正在准备休息，吃饭，已经行军过度了吃起来了。王新亭看到我们的命令以后，立即停止，所有都不吃饭了。于是灭火，继续前进。

经过一夜的强行军，解放军终于在3月7日凌晨赶到尧庙机场。王新亭上将后来写下了这样一段回忆：当时我命令24旅72团，迅速接近机场，以迫击炮袭击飞机场。敌人有10架运输机正在装运部队，当即被我击中两架运输机。由于部队没有经验，不会封锁飞机跑道，让七、八架敌机起飞逃掉了。其余敌人逃往城内。

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临汾攻坚战，就这样在迫击炮的轰击声中提前打响。然而此时，包括徐向前、王新亭在内的解放军高级指挥员仍然无法预见，已经开始临汾战役，将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恶仗。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关于临汾战役的军事密档，历经战火烽烟，留存至今，它记录了战争真实的一面。这份当时的绝密地图，由参战部队8纵司令部绘制。61年前，8纵下属的三个旅，以及各团、营的指挥所里，都有这份地图。

最早绘制的临汾城敌军工事图，不知为什么没能保存下来。档案馆收藏的《工事图解》绘制于1948年4月3日，这个日期已是临汾战役打响后的第27天。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临汾的城防工事极为复杂。

临汾旅

原8纵23旅作战科长彭勃回忆：城周围还有一道护城河，护城河外面，还有一套防御工事。防御工事围着这个城有三十一个碉堡群围着这个城。我们在外面，你要把这个碉堡群打掉，再通过外壕，再登城，这不是短时间能解决问题的。

当9个旅的解放军部队把临汾城团团围困后，各级指挥员来到攻击区域的前沿，观察敌人工事和火力部署时，第一次才发现，被包围的临汾城简直就是一座“堡垒城”。

临汾周围一共有四道防线，最外层是警戒阵地，然后是环城据点，由几十个碉堡群组成，距离城墙50－80米左右，形成火力交叉。靠近城墙是一道既深又宽的外壕，最后就是那道高14米、顶宽10米、周长近10公里的城墙防线。城墙工事还有上、中、下三层火力点。

临汾守军总指挥梁培璜，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生，阎锡山第6集团军中将副司令。临汾战役打响前，梁培璜曾颇自信地说过：共军作战，向来是以多胜少，我们把临汾城周工事，筑成法国的“马其诺”，来个以少胜多。

解放军当时使用的攻坚武器，绝大部分都是缴获的各种型号轻武器，参战部队全部火炮一共92门。这份《各种弹药代名表》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大威力武器的偏爱。口径最大的榴弹炮只有4门，他的爱称叫“大红薯”，而数量为60门的八二迫击炮，它的炮弹只能称为“花椒”；威猛而珍贵TNT炸药昵称“高等香油”，而普通的黑色炸药则戏称“大蔴油”。

3月10日解放军完成对临汾合围后，徐向前调整了部署，把原来从南、东、北三个方向攻城的方案，改为重点攻击城东和城北。从3月23日起，攻城部队与临汾外围据点守军展开了极为激烈的争夺战，形势依然异常严峻。

原太岳区18分区8团1营副营长刘尚武回忆：四号碉是敌人一个连

守的，因为靠城墙，离城墙不远，那城墙子弹就可以打过来。所以那个地方很险要。我们如果要通过，要靠近封锁敌人城墙，你必须要把四号碉拿下来。守的这个过程啊很残，很残酷。敌人、我们伤亡很大。最后剩下四个人还是五个人，最后还是守到了。

每天的战况，都会在第一时间传到设在城东一处窑洞里的前线指挥部，徐向前需要在实战的较量中总结经验，调整部署，最大限度地减少部队伤亡。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这场战役比自己预想的要复杂、艰难得多。

原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军事历史学教授陈忠龙回忆：以13纵队为主突破东关，8纵队仍然在城北直接攻本城，准备打下东关以后，两个纵队直接攻本城，结果3月25号，13纵队、三十八旅长、三十九旅，经过几次总结，三十九旅已经占领了电灯公司，已经登上了城头，遭到敌人的顽强抗击，后续部队没有跟上，三十九旅逼返下来。

临汾守敌二号人物，61军副军长娄福生，多年后写的回忆里记录了解放军第一次登上临汾城墙后的情景：解放军部队曾一度攻上东关城墙，一时震动全城，66师手忙脚乱，师长徐其昌亲率预备队增援，与解放军展开激烈的城墙争夺战。

3月21日上午，临汾城北一个叫郭家庄的小村落，几位攻城部队的军官正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对面是守军的兴隆殿据点……一颗流弹突然飞来，击中他们当中一位的头部，他当即倒下，再也没有起来。这位指挥员叫王墉，8纵24旅旅长，时年33岁。

王墉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一封没有寄出的家信，里面有这样的话：

母亲：我离开您18年了，在这18年中，常想这一生还能不能见到您？……遥祝您身体健康地多活几年，看看中国的新生，看看您的儿子们的事业，过几天自由的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