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史料中，较为透彻的，当数《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山东分会两年来工作总结报告》，称：“大部物资均用于支前或军工建设，对于自卫战争实起了相当作用”。该文披露：1946年10月至1947年2月，仅部分面粉因转运物资，用作以工代赈，发给群众，医药器材、营养品等仍统拨卫生局，按军卫及地方医院实际需要，按比例分配。此后，华东局决定一切物资可以作为财政收入者，统作财政收入，并各交有关部门接收处理。本会当依此原则分别执行，呢绒、布匹、毯子等类拨交财办，由工商局负责接收，工农器材全部交实业厅接收，医药器材交卫生局及卫生部接收，面粉、粮食等交粮食局接收，军服、工服等交军供给部接收，少数福利物资交滨海专署接收，分发群众。
　　
　　国民党戴上人道主义的手铐
　　
　　那么，国民党为什么要援助解放区呢？难道不知道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吗？故事的起因，首先得从联合国说起。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许多大中城市化为废墟，交通和农田水利设施破坏惨重，3000万难民流离失所，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饥寒交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之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决定对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紧急救济和善后修复。所谓救济，为急赈性质，占总额的三分之一，着重于粮食、衣服、药品、住所及难民还乡；所谓善后，为建设性质，将工矿、水利、交通、电讯、医院、学校等公共事业恢复到战前水平，这方面的物资有火车、汽车、船舶、铁轨、建材、木料、燃油以及各种工具和器材，份额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国民政府因而于1945年1月1日相应地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负责进行接受和分配救济款和救济物资。
　　
　　延安方面及时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当仁不让地提出解放区人民同样付出巨大牺牲，所以也应该同样公平地获得物资救济的要求，并作出承诺：“联总、行总说明，救济物资以人民为对象，不发给军队及政府机关，此为我军队政府向来一贯救济人民之精神，自能一致。遵照延安救济总会意旨，我各级救济机关本身之费用，由政府协助或另行筹募，不支用救济物资分文。”
　　
　　对于中共的要求，美国佬是支持的，国民党也没有一口回绝，双方针锋相对的主要焦点始终是“多与少”、而不是“有和无”的问题。正如行总自诩的那样：“根据联总决议，救济对象，无种族宗教及政治信仰之别，凡遭受战祸之地方及人民，均一视同仁。胜利之初，政协开幕，国共纠纷，正在协谋解决，举国翘望复兴有期，故内顺舆情，外全国家信誉，对共区救济，自应一秉大公，兼筹并顾；况共区人民，于抗战期间，同被战祸，期待救之情，正与其他区域相同，亦应在救济之列。”
　　
　　中华民国不仅参与创建了联合国，而且还跻身于联总的决策行列，成为联总中央委员会的四国代表之一，并兼任联总远东区域委员会常任主席，在国际舞台上庄重地签署过一系列宪章和协定，包括决不歧视任何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联总决议，有了这份约束，那就应该自觉地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正是基于这种立场，1945年12月间，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黼与周思来经多次磋商，达成六项谅解，即：
　　
　　“救济以确受战事损失之地方与人民为对象；救济不以种族宗教及政治信仰不同而有歧视；救济物资之发放不经军政机关而由人民团体协助办理；如行总人员及运载物资车船于进入共区被扣留时，则行总人员即自该区撤退；行总人员不得过问共区地方行政；中共可派代表在共区协助行总人员办理救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