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是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对共军钻空子很不爽，希望加强管理，请正在参与国共和谈的军统首脑郑介民把好最后一道关。然而，行总方面却差根筋，于6月28日发出这样的指令：“运往任何地区之救济物资，业奉行政院令准，经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部队放行，且依照国际协定亦应放行，本署未便接受任何签证，仰即婉复转知。”
　　
　　同一时间内，黄百韬的第25军又扣下运往苏北解放区的救济物资，周恩来致电蒋廷黼，“请望飞速放行为祷”。于是，学者出身的蒋署长也很客气，复函称：“周恩来先生大鉴：系（35）发字第五四五号大函奉悉。运淮阴物资已代电二十五军，请即放行。”
　　
　　当然，黄百韬此举没有任何借口，纯属无理取闹，不过，对于那些“有理取闹”的事情，国民党也没有借题发挥，殃及其他。1947年阳春三月，正是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之时，一条长长的船队从天津出发，沿运河直发解放区的泊头重镇，不幸在沧州被查出地下党夹带的火碱、印钞纸等违禁品，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孙连仲只是把违禁品封存待查，运单以内的4500吨救济物资全数放行。
　　
　　由于联总方面不办理具体业务，不与解总发生直接关系，救济物资抵达中国后的所有权，包括存储、发放、运输等权利归行总，因此，对于如何善后救济的工作安排，国民党有相当大的决策权，即使是在分配计划和运用方法上应与联总咨商，并保证联总有知情权，但至少也可以按同等协定来约束解总，然而，行总方面不仅毫无作为，甚至忍辱负重。
　　
　　比如，解放区为保密，严防敌特渗透，另一方面为掩护自己不便于公开的工作，提出司机、报务员应由解总安排的要求，行总对此都答应了，从而导致国民党在解放区的行动半身不遂、中共电台、司机在国统区合法存在的又一奇观，这便是华东我军多次利用救济车辆增援前线，而把联总、行总蒙在鼓里的奥秘。有一次，行总代表把电台架在羊角沟的解总办事处，山东军区认为他们太嚣张了，作出没收的处罚决定。
　　
　　由于信息是单方面透明的，国民党活动在明处，因而受到多方牵制，如武汉行辕为追击胜利突围的中原解放军，曾下令救济分署，紧急征用300辆卡车，但在进步人士的抗议下而无法得逞。
　　
　　同样，在分发物资中，“以我为主，始终没受到联、行总的阻碍。如物资由石臼所起卸后，所有保管转移分散等一切工作，均由我掌握，虽联总有代表，行总有工作队，时以检查物资或要求参加实际工作为借口，企图加以阻挠，但在我坚持斗争中，始终保持了以我为主，他们丝毫未阻碍了我们的分发原则与步骤。”
　　
　　不仅如此，解总还严格限制对方的活动范围，尤其是在“军事紧张时期，对他们的防范过于严紧。例如情况吃紧时，将行总人员移到山里，使他们自己背米袋，并布置驻村，他们出门即要路条，形成一种软禁的方式，致他们啧有烦言，亦表现了我们的狭隘。”对洋大人，解放区照样保持高度的警觉性。有一次，几名老美想来羊角沟作客，解总有意把欢迎仪式设在淤泥河岸，使他们的登陆艇搁浅，不得不拖回去，做不成客人。
　　
　　电台被没收，活动受限制，监控之权被架空，行总都一一给予了容忍，直到战局进一步恶化、被迫宣布对解放区实施全面禁运的情况下仍不死心，对联总提出在指定时间内向烟台运送物资的新建议依然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