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器中，饮食器有碗、盘、碟、杯、壶、羽觞等130件，药具有锅、盒、铛、瓿、石榴罐等49件，盥洗器有罐、盆、水器等14件，日用品有灯头、熏炉、熏球、锁钥等32件，装饰物有钗、钏、铃铛等40件。

何家村金银器中有纪年铭记的，最迟是安县开元十九年(731)庸调银饼。但根据唐代花纹及金银器形制的编年，上限可早到7世纪中叶，下限可到8世纪中叶。

属于7世纪中叶的金银器，有蔓草龙凤纹银碗、双狮纹莲瓣银碗、海兽纹云瓣银碗、狩猎纹高足银杯、人物八棱金杯、乐伎八棱金杯、掐丝团花金杯、双狮纹单柄金铛等多件。这些器物的装饰面，采用十二瓣划分手法，且多S形或U形瓣；器底有焊接的装饰圆片，尤其八棱形器物的出现，显然受到萨珊银器工艺的影响，反映了初唐金银器的时代特征。

金银器制造工艺复杂精细，切削、抛光、焊接、铆、镀等工艺已普遍使用。焊接已有大焊小焊、掐丝焊，技巧纯熟，焊缝不易发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盘、盒、碗等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起刀和落刀点显著，刀口跳动亦历历可见。小金盘的螺纹同心度很强，纹路细密，盒的子扣系锥面加工，子母扣接触密闭，很少有物件轴心摆动情况,证明当日切削加工已趋成熟,这在中国机械工业史上应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窖藏中还出土了丹砂、紫石英、白石英、钟乳石等贵重药材和炼丹器石榴罐、煮药器双耳护手银锅、单流折柄银铛、单流金锅及许多贮药盒、饮药用具，显示了唐代药物学的发展与成就，反映了唐代炼丹的盛行，是研究中国医药史与化学史的重要证据。

许多金银器上都用墨书标明每件器物的重量，反映了唐人管理金银器的方法，也为测定唐代衡制提供了条件。经测定,唐代每两平均数值为42.798克，一大斤为684.768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唐大斤最精确的测定数据。

此外，还有几种外国金银货币，如东罗马的希拉克略(610～640)金币、波斯的库斯鲁二世(590～627)银币等，应是当时中外交通贸易繁盛的标志。

光里面的钱币就达39种之多，既有唐土流行的开元通宝，又有西域高昌国的高昌吉利、日本元明天皇铸造的和同开尔，还有波斯的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等，时代跨度达千余年，涉及面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这在钱币史上还是第一次，是钱币收藏史上一次空前的大发现。

出土的银铤、银饼、银板上面的文字涉及到年号、地区、赋役种类等，全面反映出唐代的经济制度。22枚银饼中，有4枚庸调银饼，这是庸调银实物的首次发现。这批珍宝中，还有一套完整的药具和多种药物，这些药物在唐代均属名贵药物，其中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这是迄今为止唐代药具及药物最系统、最完整的一次发现，也是中国古代医药史上一次大发现。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钻探并对照文献记载，初步判断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所在地位于唐长安城兴化坊内。这批珍宝均为唐宫廷之物。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研究员申秦雁说，何家村金银器的发现在学术发现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西安是唐都长安的所在地，在京城内发现这么集中、丰富的唐代金银器宝藏，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惟一的一次。

何家村窖藏珍宝还呈现出浓重的多种文化因素。除上述的异域钱币外，还有由粟特输入的素面罐形带把银杯，西亚的镶金兽首玛瑙杯，罗马风格的狩猎纹高足银杯、仿照波斯多曲长杯制作的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等等。

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偶然能出上一两件有关丝绸之路的文物就了不起了，像何家村这么集中的发现十分罕见。申秦雁说，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宝库，丝绸之路上的很多亮点都集中到了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