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助走后，面对臣僚的进谏，勾起了赵胡对亡祖父赵佗当年所留遗训的回忆，想起了汉、越几十年来相互存有戒心和敌视的历史。从此之后，他对汉廷一直称自己有病在身，不肯去长安入见皇帝。汉武帝见赵胡迟迟不肯入朝晋见，心中怨恨，便利用种种借口，把太子婴齐质于长安不肯放回。赵佗当年的遗训不幸应验了。

后来，丞相吕嘉用计，设法使太子婴齐返回南越。但赵胡自太子入朝后，萎靡不振，元气大伤，不再见辅佐大臣。吕嘉等群臣以国家基业为重，数次入王宫进谏，总算使赵胡有了一点起色，但已无力挽回南越国江河日下的颓局了。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格局中，赵胡勉强支撑了十余年便抑郁而死，死后谥为文王。其子婴齐继位，未久病死，太子赵兴即王位。随着朝野矛盾不断加深，南越国丞相吕嘉起兵杀死赵兴与太后，另立婴齐与越妻所生的长子术阳侯赵建德为南越王。此时的汉帝国已进入了兵强马壮的鼎盛时期，面对南越国的衰弱与内乱，汉武帝决心借此机会以武力扫平荡尽。

元鼎五年秋，汉武帝刘彻下令调遣部分粤人及江淮以南地区楼船将士10万人，兵分五路进攻南越。在汉军的凌励攻势下，南越国军队纷纷溃败。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南越国全部平定。此时，汉武帝正出行至左邑桐乡，欣闻南越国已破，传诏天下，以左邑桐乡改名为闻喜县。至此，在历史上存在了5世93年的南越国宣告覆亡。

南越王墓主人揭秘

经过一个多月发掘清理，象岗古墓地下宫殿的秘密终于揭开。从出土的各种实物分析判断，此为南越国王墓无疑。而据史书记载，南越第三代王婴齐墓，在汉末已被孙权大军盗掘，在婴齐之后继位的第四、第五代王，正逢刀光剑影的动荡乱世，不可能从容不迫地建造如此规模宏大的墓穴，只有第二代王赵胡或与他同时代的高级贵族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罕世之举。而从“文帝行玺”与“右夫人玺”金印等陪葬物推断，象岗古墓的墓主，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

南越王赵胡墓葬的发现与发掘，是中国汉代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长沙马王堆轪侯利苍家族墓葬，并称汉代考古三大发现。随着赵胡墓穴揭开与随葬品的清理研究，改变了过去人们把岭南当作蛮荒之地，并把岭南人当作“蛮夷”的认识，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和先民们创造的灿烂文化。在赵胡墓葬内，除发现大量金器、铜器外，还于西耳室发现了造型独特的铁铠甲与铁制兵器，尤其是鱼鳞状铁铠甲的发现，是前所未有的盛事。据考古学者推断，此铠甲为墓主人生前所穿，明显有别于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铁甲，适合于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配用，当是南越国自己制造的产物，在汉代铁铠甲制造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考古人员在地宫中发掘（南越王墓博物馆提供）

与铁铠甲几乎同时出土的，还有整批散乱堆放于西耳室内西侧的丝织物，范围约2.8平方米，碳化堆积厚度达20—30厘米，据此估计原丝织物不少于100匹。如此众多的丝织品放置于一座墓葬中，这在岭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汉代考古史上是少见的。经丝绸专家王[予+予]等人研究认为，汉代常见的织物，如绢、纱、绮、锦、纹罗，以及称为“组”的编织物，在象岗古墓中均有出土，连工艺颇为复杂的绒圈锦也有发现。这些织物的制作，除一般织机外，还需要有提花装置。从这些织物的工艺来看，与中原所出织物十分相似，但史籍中没有汉廷向南越国赐丝帛的记载，仅《汉书·南粤传》有汉文帝赐衣“百褚”一句，而赵胡墓中出土织物不仅品种多而且数量巨大。由此推测，当时南越国至少已经有了官营的织物制作作坊。特别引起考古人员注意的是，在墓葬西耳室还发现了两件青铜印花凸版，其纹样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的金银色印花纱相似。这套印版的发现，说明南越国宫廷作坊中已有印花工艺，墓中的印花纱应是当地印染的。墓中出土的部分织物，如超细绢、黑油绢、云母砑光绢、绣纱等，尚未见于其他地区，故此也不能排除这些织物是在当地制作的可能。《汉书·地理志》曾说，岭南南端海南居民亦“桑蚕织绩”，而且是苎麻的产地之一。由此看来，汉代南越国完全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织造作坊。

在西耳室出土的铜器之间，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种纤维质的衬垫物，表面有丝绢及竹笥残片，色泽微黄，质地细密，极薄。经技术专家潘吉星研究鉴别，认为这种衬垫物实乃早期的植物纤维纸，种类与早些年发现的灞桥西汉纸有不少相同之处，属于同一个技术等级。根据文献记载，中国造纸是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由中常侍蔡伦发明，这个说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学界所公认。1957年，考古学家在西安灞桥附近一座古墓里发现了西汉古纸，制造时间比蔡伦造纸说提前了100多年，这说明纸的出现应在东汉之前就已存在。据专家考证，中国南方虽然至少在晋代已经能造纸，但与中国南方毗邻的林邑、交趾(越南)、真腊等地，直至宋、元、明时代尚不会制纸。而东南亚的孛泥、爪哇、满刺加到郑和时代尚不用纸。由此可见，中国纸是沿陆路而非海路传到东南亚与印度等地去的。

灞桥纸出土于西北，象岗纸发掘于岭南，两者类似，同属汉武帝时期，它们有可能是各自独立发明的，也可能是通过技术传递，一方受另一方的影响而完成的。但无论如何，赵胡墓纤维纸的发现，说明南越国的经济文化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有些领域完全可与中原比肩。

1993年11月10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如下消息：

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发现一座西汉南越王墓，墓中出土遗物是岭南汉墓中出土数量最多，收获最大的一座。其科学价值，可与满城陵山汉中山靖王墓和长沙马王堆汉侯墓相比拟，在全国汉墓考古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墓中出土19枚印章，是全国汉墓中罕见的。最大的一枚是龙钮金印，文曰：“文帝行玺”，可确定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另有封泥铭刻和陶器上的戳印文字，也为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的发现，对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物质文化的发展，南越国史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为探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墓提供了重要线索。”

随着新华社消息播发，象岗——这个把南越王墓吞入腹心的小山包，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岭南考古学圣地。由于南越王墓历二千多年沧桑而未曾被盗，保存完整，墓中许多随葬器物堪称绝品，在中国汉代考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广州市政府在原址筹建了现代化的南越王墓博物馆，有效地保护了出土文物，迎接四面八方的来客，为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做出了特别贡献。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