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述了十个太阳都由鸟来背负着上升或下沉。不过，三星堆一号神树上的鸟却为九只。另外一只哪去了呢？日本学者布川宽先生结合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内容认为，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则，值班的太阳已经出发，所以扶桑上只有九个太阳，树木顶上就没有了那一只鸟。徐朝龙先生认为落在“一号神树”三段构成的分枝长出的九根树枝上的鸟确实象征着文献记载的“居下枝”的九日，而“居上枝”即正在值班的太阳，已经向天空升上去，所以没有必要表示。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林巳乃夫通过观察青铜神树的枝叶与鸟，联想到三星堆另外一件名为璋的器物。并认为璋的功能与背负太阳的鸟之间有一个隐秘的关系。

这件璋的顶部雕出了一只鸟，其形态好像是栖息在璋的洼刃上。林巳乃夫认为，在三星堆，作为太阳之神的鸟相互交替，每天有一只绕天巡行，而璋则是它们停歇的树木。观察二号坑出土的小铜人捧璋而跪的姿态，恐怕就是呼吁光明与火的太阳神让自己在此栖息，并祈愿太阳神的赐福。

我们在青铜树的枝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以垂挂器物的穿孔。考古者从三星堆的器物坑中发现了一些小型青铜器件。这些由青铜制作的发声器也许是悬挂在铜树上的。3000年前，当风吹过三星堆的时候，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可以聆听那些由金属的摇曳和碰撞奏出的音乐，那一阵阵清脆的声响证明着一个伟大的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达到顶峰。

现在的疑问是，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原青铜树是由几条钢制缆绳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铜树干里面也是用钢管加固支撑的。赵殿增先生认为，这棵两米多高的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

用青铜铸造许多颗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制造过程。

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目的仿佛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礼器。但是，如果“一次性使用”的猜测成立的话，我们会问：当时的工匠们在制造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后即将被焚烧、损毁和掩埋吗？如果知道，却仍然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细节都孜孜不倦？

也许，神树的制造者认为“制造和完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终极仪式“彻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

在古代的四川地区，有无文字，或者说一些器物上面的符号是图案还是文字，直到今天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上，没有一个文字。但古蜀人有一些符号性的图案看上去是有特定意义的。

有一件璋，上面刻有许多图像，图像所传达的视觉语汇很不寻常。

我们从三星堆文化以后的蜀人兵器上能看到许多符号形的图案，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图案了。李学勤先生指出，所谓蜀人没有文字的说法，是因为古代中国人认为文字指的就是汉字的系统。而蜀人曾经使用过的可能并不是汉字。

李学勤：“我们看到巴蜀呢是由很普遍的一种符号，那么这种符号呢我们现在一般叫做巴蜀符号……不过呢这类的这个数量目前在考古工作里边产生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符号我们觉得是文字的可能比以前就更大。”

三星堆文化已经表明，在久远的四川盆地，一个高度发达的长江文明是极具挑战性的。在这样一个文明世界里，人们与外界的交流程度远超出今天人的想象。

传说中的夏王朝为了建立一种人与神沟通的工具，曾用极其珍贵的青铜铸造了九只巨大的鼎器。在当时的中国，最先掌握了先进青铜冶铸技术和艺术的早期中央王朝，不会轻易将冶铸技术转让给周围的邦国，因为至少在武装力量方面，拥有青铜兵器的军队会比较轻松地获得战争的胜利，并以强大的武力获取更多的铜矿资源。

四川盆地在很长的时间里给人的印象是环境闭塞、道路封闭。但当三星堆王国在二十世纪被发现的时候，其发达的青铜文化令人们刮目相看。

金正耀先生通过对三星堆青铜器的铅的同位素比值研究，得出了三星堆一，二号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相同，二者年代相距不会太远。它们都大量采用了来自同一矿产地的矿料。这些含有高放射形成因的异常铅青铜器的相关原料的产地，据朱炳泉先生研究，有几个可能性的来源地，其中滇东北一带是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区域。

这些研究，如果结论是可靠的话，三星堆文化的人们的活动空间可能就在一个更广阔的区域，远远超越了我们目前的认识。

从考古材料来看，四川盆地与长江中游地区的联系通道的开辟远在新石器时代。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峡江道。而从北方穿越山岭出入四川盆地，最便利的条件是一条穿越秦岭和巴山的天然隘道——嘉陵道，古往今来的人们出入四川盆地陆路交通，都要利用这个天然的通道。嘉陵道又称石牛道，金牛道或剑阁道。传说石牛道是由蜀国第十二世开明命令他的工程部队开辟的。这个部队在当时被称为“五丁力士”，他们是一群精壮的力气过人的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