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医籍，作为古代文献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丰富的美学思想，有美育教育的价值。

就以《黄帝内经》而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论著，是祖国医学理论知识的宝库，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以“四时阴阳,万物之根本”为理论根据，论述了“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的医学道理，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医疗观点，阐发了“和谐为美”的美学思想。《黄帝内经·脉要精微论》以“五脏者，中之守也”、“身之强也”为理论根据，论述了“得守”、“失首”和“得强”的生与死的医学道理，这里揭示了“充实为美”的美学思想。它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以及它的养生论、经络学、问答学、语言修辞学等等,把医学、哲学、美学融为一体，集先秦时代祖国医学科学、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和古典美学之大成，不愧为医之经、文之典,为后世医家之圭臬。

在《秦医缓和》中,主张先王之乐，和谐为美；君子之近琴瑟,仪节为美。这一篇情节富有传奇性，人物形象突出，描写生动，警喻深刻，哲学性强，可谓美学的佳作。医缓的故事,蕴含丰富的美学因素,它不但揭露了晋侯荒淫纵欲的腐朽生活，生疾如蛊不可为的恶果，而且以先王之乐为喻，说明凡事有节，中声为度，平生而谐和，节制而有礼仪,是为君子。

《论语·八修》中说：“子谓<韶>尽美，又尽善也。”他极为推崇的“韶”乐，即先王之乐。根据《论语·述而》所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见他完全沉醉在和谐美的享受之中，无怪把“韶”乐树为样板，立为美的标志了。也无怪本篇以“先王之乐”设喻，扬“中声”之美，斥“淫声”之恶了。《秦医缓和》中的礼是符合孔子的审美尺度的。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指礼乐修养；质，为仁义道德，文质两全，君子之美，乐中有礼，乐以致教。这正是《秦医缓和》作者所称道的，晋侯之辈乃不节不时、无礼无仪的丑类，不可救药者。文中记载的“六气致病”的病因学说，过则为灾、淫则生疾的医学认识，从反面印证了“和谐为美”的美学观点，同样具有美育价值。

在《扁鹊传》和《华佗传》中记载：“扁鹊以其伎见殃”，“吾悔杀华佗，令此儿疆死也”。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人们悲愤、怜惜的爱憎感情，鼓动起人们惩恶扬善的精神力量，为坚决消灭邪恶势力而顽强斗争，悲剧的美学意义就在于此。我国古代名医扁鹊以伎见殃和华佗惨遭杀害、未得善终的命运，就是封建统治者滥用权利，一手制造的两大悲剧。太史公在《扁鹊仓公列传》里写道：”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陈寿的《华佗传》对曹操逼杀华佗做了详细的记录：“太祖大怒，使人往检……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遂考竟坨”，将其处死在狱中。每当想起这两位医家无辜遇害，人们总忍不住心中愤懑之情，往往怒形于色，甚为痛惜，这就是悲剧的美学力量，悲剧的美育效果。

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也是美育德育的名篇，它丰富的美学内容与今天倡导的心灵美、行为美相同，标准一致。一个苍生大医在治病时，应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具体要求有三：“视病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一心赴救”，以此作为大医道德修养的首要要求，作为划分美(苍生大医)与丑(含灵巨贼)的标准。其次，大医的风度为“行为美”的要求，应做到“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往往，不皎不昧”，诊治上要“至意深心，纤毫勿失”，特别到了病家要“纵猗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灵录兼陈，看有若无”。描绘得生动形象，表达得情意真切，读起来深感美的享受。再次,为医之法(准则)，多有语言美的要求，应做到“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眩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大医精诚》从“精”和“诚”出发论述了大医的医德修养，又从“心”“体” “法”三个方面对大医提出了“诚”的要求，但贯穿始终的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仁”和“中庸”之道，以及打上这种伦理烙印的美学思想，从而使人受到美育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