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谭家的钱存放在五公里外的赤坎镇钱庄,为了取钱,谭华强的妻子黄玉銮经常奔走在从升平里通往赤坎的小路上。
当“六也居庐”建成后,装钱的竹条箱已经破败不堪,而谭华强所有的积蓄也花光了。
六也居庐后人谭国材:“建了房子以后呢,就当时可以说是,我父亲那个时候才三十八岁,可以说是如日中天。所以他,但是钱花完了,那总是要回去美国,继续努力赚钱养家。所以他1935年又再回去了。”
1935年,重新回到美国的谭华强,却遇到了找不到工作的困难。
可是,国内的妻子儿女以为他在美国,每个月都有数百元的收入,几乎每一封家信都催促谭华强多寄钱回家。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
“这学期因各物腾贵,而最低限度亦需五百余元左右,但又联想到家用之浩大,非平常所比。而今年只接大人港币三百元,亦不过千余大洋而已。如何能应付此浩大之支出?”
接到来信的谭华强,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挣钱养家。
他在洛杉矶的街头卖过水果,到餐馆里面打过工,也曾经把剩余的一点钱,用来投资办农场。但是,这一切努力,最终都化为了泡影。
据说,谭华强相信风水学。
他把“六也居庐”的楼顶设计成船头的形状,预示自己今后的前程能像巨轮一样乘风破浪,一帆风顺。
可是,谭华强万万没有想到,“六也居庐”建好后,他的命运会急转直下。
然而,当年碉楼和庐的主人张扬个性、显露财富的心态,已经在开平碉楼和庐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开平碉楼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它的中下部造型比较简单,外墙一般不做装饰。
而碉楼的上面部分造型丰富多彩,柱、廊、外墙面的装饰十分精致,有的甚至到了烦琐堆砌的地步。
为什么楼主人如此注意碉楼上部的外观呢?
经过调查之后,张国雄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实用方面看,碉楼中下部分的简化可以防止匪盗攀援,增加安全感。
同时,碉楼中下部分与周围民居的高度相等,如果在那里也作精美的装饰,就如同一个穿着光艳华丽衣服的女人,在自家屋里转悠,别人无法看见,达不到炫耀和攀比的目的。
而碉楼的上面部分最引人注目,在那里下工夫搞装饰,可以满足楼主人显露财富的心理。
于是,有的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碉楼不但可以防土匪盗贼和洪水,又能居家生活和办学读书,它不但是近代开平民众社会心理和习俗风尚变化的见证,也是当时华侨铺张、攀比和炫耀的纪录。
客观上,随着一座座碉楼在竞争中崛起,开平的治安状况也开始好转。
而伴随着社会秩序的安定,华侨们走出了坚固的碉楼和舒适的“庐”,把造福桑梓的行动和竞争的触角,延伸到方方面面。
赤坎镇,位于开平中部,镇区面积三平方公里。
由于历史的原因,关氏家族居住在赤坎镇的上埠,而下埠则是司徒氏家族的聚居地。
民国初年,司徒氏海外乡亲,倡议在赤坎镇创办家族图书馆,为青年人提供学习场地和文化资讯。
司徒氏图书馆现任馆长司徒亮,对图书馆建馆过程如数家珍。
这个倡议首先得到家乡德高望重的本族老人的积极响应。
紧接着,他们发动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同胞踊跃捐款,并创办《教伦月报》加强宣传,使建造家族图书馆的壮举家喻户晓。
司徒氏图书馆馆长司徒亮:“带头发动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款,民国初期到1922年捐款已经是达到四万银元。”
两年后,具有葡萄牙建筑风格、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司徒氏图书馆,在赤坎镇落成。
图书馆高三层,占地八百一十多平方米。
三楼顶正中的匾额中,镶嵌着的“司徒氏图书馆”六个大字,由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谭延闿题写。
司徒氏图书馆的建成,不仅仅是司徒氏家族的一件文化盛事,也是侨乡文化建设的一个壮举。
1925年12月的《开平明报》,登载了《司徒氏图书馆开幕之先声》一文,文章写道:
“该馆定期新历正月一号开幕,经先期柬请各界人士观礼,预备奉行学绩展览会及游艺会。其种类有国技、国乐、跳舞、白话剧、幻术、化学游戏、各种运动……另主演梨园大荣华班十一套,在下埠牌坊脚戏场。”
1926年元旦,拥有上万册图书的司徒氏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
一年以后,旅居加拿大的司徒氏华侨再次捐款,在图书馆三层楼顶增建了一座西式造型的大钟楼。
钟楼里的大钟,产自美国波士顿,自从在司徒氏图书馆落户后,它每小时都向全镇和附近的村落提供报时服务,嘹亮的钟声,久久回荡在赤坎镇的上空……
司徒氏图书馆楼顶上大钟发出的悠扬钟声,让住在同一个镇上的关氏家族坐卧不宁。
其实,还在司徒氏图书馆建造时,由旅居加拿大华侨关崇操、关国暖和关族内享有威望的族老就组成了“关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决定在海内外筹集资金,也在赤坎镇建一座图书馆。
为此,关族也创办了族刊《光裕月报》,制造舆论。
此举一呼百应,华侨们把建图书馆看作是光宗耀祖,宏扬家族精神的大事。仅加拿大的关族乡亲,就捐出一万八千多块银元。
1926年8月中旬,关族图书馆发起人之一、旅居加拿大的关国暖在阔别赤坎十多年后,以图书馆建设主持和监理人的身份,回到了家乡。
然而,他的到来,却让即将破土动工的关族图书馆停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