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文化之儒侠观

中国的侠文化源远流长，做为中国文化的一支，侠于春秋战国时代便已出现。司马迁在作史记时就为游侠列传，他认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之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是一多者焉。”司马迁对侠的界定，此时并没有打上太多儒家的印记，真正出现儒与侠相联系是在北宋以后。由于儒学复兴的影响，许多社会生活中的日常伦理都带上了儒的义理色彩，侠也在这个时候成为所谓“义侠”。儒与侠的关系空前紧密，“义”成为现实生活中侠的信条，也成为幻想层次中侠的追求。

由此我们可以为儒侠下这样一个定义：儒侠就是以儒家精神道义奉行侠的做为，以侠的行为方式济世救人，以求在现实世界实现儒家理念（亦即儒家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人。此时儒即是侠，侠即是儒，儒与侠是二而一，一而二的统一体。它们之间便是体与用的关系。由此不难看出，侠义精神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洁矩之道，是“急人之所急，苦人之所苦”的悲悯，是“仁者爱人”的表现。

儒与侠的结合并非偶然，从行为气质上说，儒家的阳刚好勇一派，与侠的人格气质相接近，为儒而好武，处事自由而不脱离道义。“自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擀国之大患者乎？”“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徒以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其称名有异于儒者焉耳。”（《检论·儒侠》）。正是由于有儒对侠的伦理包容，因此才能成就侠的正义，从根本上讲，侠与儒在高层次上是相通的。而儒侠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文学作品中，这也和社会需要脱离不开。“乱世天教重侠游，忍甘枯槁老荒邱”（柳亚子《题钱剑秋〈秋灯剑影图〉》），正是由于世道的不公与动荡，侠客便成了民众的救星，从唐宋豪侠小说、明清公案小说中亦可得窥一二。作为市民文化代表的唐宋豪侠小说与明清公案小说，作品中表达出了人民在社会动荡与社会不公的生存环境中对侠的呼唤，他们寄望能有一位或多位侠士来拯救他们，杀贪官、灭豪强、平民愤。然而，小说中每位侠士都必须有一面正义的旗帜，否则便不能为社会所认同，侠士要么为直接为朝庭效力，要么是清官手下一员干将，或更直接是朝庭要员，唐宋豪侠小说中如《聂隐娘》、《虬髯客传》，明清公案小说中如《三侠五义》、《永庆升平》。尽管这些侠义小说存在某些封建思想，且为现代小说评论家所诟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折射出“侠”这种理念必须符合儒家的社会道德规范，否则，这“侠”便失去其正义性而沦为寇匪，为世人所不齿，因此即便是为小说评论家所推崇的《水浒传》也不能免。《水浒传》的英雄人物在杀官劫财时，始终扛着一面大旗——“替天行道”，然而这个“天”并不仅仅是天理，实质上还是天子、是君主、是朝庭，而他们所铲锄的对象是不合乎世道与儒家理念的不良份子，是有害于王朝的国家公害，他们所尊奉的是儒家精神所推崇的“受命于天”的君王。否则，宋江、吴用、卢俊义等梁山头目便没有必要去祈求与期盼朝庭的招抚，大可安心的当他们的山大王，甚至打倒王权，改朝换代。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对侠文化的影响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金庸儒侠观与救世情怀

古今文人由于囿于自身能力之局限，无法改变社会之不良风气，但骨子里却经常被一种近乎完美的理想信念冲击，寄望能出现具有其思想代表性的人物，改变社会与世界。这种愿望一经投射到武侠世界中，便激荡而成为一个美好的梦想。于是，在每个社会阶段与历史时代，如唐传奇，清之公案小说，民国时期之武侠作品以至于现代的新派武侠小说，每一种小说形式中无不流露出作家们对理想世界的审视与沉思。每位创作武侠作品的人士，将其一身之心血，挚诚之社会愿望融入笔尖，以笔为剑，斩荆披靡，伏妖降魔，在自己的武侠世界中追求完美的永恒国度。

20世纪60年代，作为旧武侠作品的延伸，新派武侠在港台兴起，而金庸则开创了新派武侠的大境界。作为一代儒生翘楚，贯通中西文化的金庸，在其武侠世界中也投射着一腔热枕，他以评论员的思考，以历史学家的角度，以儒家文人的情感，开创了一个属于他的美妙世界。金庸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儒侠形象的创作中，以小说为主体，串联起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深入浅出，以通俗的写作方式，将儒家思想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金庸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他的思想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摆脱不了文人的儒家价值观与世界观，金庸的武侠世界中，虽然对儒侠的界定并不是十分的突出与典型化，每个主人公或多或少都折射出墨家、道家、佛家的思想，但是以儒释道墨最终对人物性格影响的重要性而论，儒家则为重，释道墨则为辅，是用以突出与润饰人格形象的要求，是人物创作过程中的“绿叶”，以利于将其人物品质烘托于全文。金庸小说笔下的儒侠形象俯仰即是，大到郭靖、张无忌、陈家洛，细至陈近南、丁典、张翠山，每一位人物都有其让人叹为观止的事迹，亦有让人折服的英雄气慨。

同时，在金庸的文学创作中也流露出一个儒家文化人希望通过笔剑对社会有所作为的理念。因此，在金庸充满杀伐的武侠世界中，尽管英雄们意气风发，或洒脱飘逸，或忠厚守礼，或狂狷忤逆，或侠义为先，或儿女情长，或大智若愚，或机警敏捷，但是终其一生，始终逃离不了救世的人生主题，因此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儒侠形象有了更饱满的演绎，他为儒侠形象注入新鲜的血液。救世这个主题始终在金庸的作品中，以不同的姿态，诠释着儒家理想在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