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侠客的归宿

救世情怀很早就是儒家文化所关注的理想，早在战国时期，孟子便提出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世界观，而这一原则也是儒家改造世界的理想写照。“独善其身”是所求不得，“兼济天下“则是救世情怀。每个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更有着强烈的救世情怀与报国理想，想要以一已之力而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有着殉道而死的觉悟，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也有留取丹心照汉青的追求。这种理想在金庸的作品中便集中在主人公身上表现出来。无论是忠厚的郭靖，悲苦的萧峰，洒脱的令狐冲，儒弱的陈家洛，以至傑傲不羁的杨过，他们无不是慷慨悲歌、万民为重的君子。但是随着他们人生命运的流转，理想与信念在和现实一次次交锋后将他们的豪情壮志泯灭，现实的残酷、失望的苦楚，最后迫使他们蒙生退志。陈家洛避入回疆，袁承志远赴海外，令狐冲急流勇退，狄云携水笙隐居幽谷，这一切向我们昭示着金庸小说中儒侠精神与社会现实的激荡与冲突所产生另一个主题——隐逸，如此金庸便将舞台慢慢地向生命、向社会、向人类群体铺开，延伸至人类文化的每个角落。

完美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产生的冲突与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侠客的隐逸正是因为其自身理想在世俗世界中受到的打击而选择的遁世行为，也是儒家所谓“独善其身”的写照，我们不能单纯的斥责这种行为是在逃避，因为那是一种近乎无奈的悲哀，是历尽沧桑后的顿悟，是对自已救世理想的放逐。

《书剑恩仇录》中，主人公陈家洛身为红花会的少当家，背复着反清的使命，他的理想便是将清人逐出中原回复汉家山河，可是受到历史的羁绊，他的事业不能竞成，而心爱的女子也随风逝去。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一首铭文道不尽心酸与苦痛。“是耶非耶？化为蝴蝶”岂止是对伊人的悼念，亦是感慨自伤之言，正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小说最后一行人在凄冷月色中踏马西归避入回疆，正应了那句“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令人唏嘘不已。

《射雕》三部曲的主人公们也逃不出救世梦想的破灭，郭靖夫妇战死襄阳、杨过伴小龙女隐居古墓、张无忌为赵敏闺房画眉、萧峰以悲壮的死换来数年辽宋的和平（《天龙八部》）、袁承志空有救世的抱负，可面对闯王李自成的昏聩、义兄李岩夫妇的横死，只能远离中土远征异域，开辟他的理想国。

这日张朝唐和他谈起浡泥国民风淳朴，安静太平，说道：“中原大乱，公子心绪不佳，何不到浡泥国去散散心？”袁承志心想寄人篱下，也无意趣，忽然想起那西洋军官所赠的一张海岛图，于是取了出来，询问此是何地。张朝唐道：“那是在浡泥国左近的一座大岛屿，眼下为红毛国海盗盘踞，骚扰海客。”

袁承志一听之下，神游海外，壮志顿兴，不禁拍案长啸，说道：“咱们就去将红毛海盗驱走，到这海岛上去做化外之民罢。”当下率领青青、何惕守、哑巴、崔希敏等人，再召集孙仲寿等“山宗”旧人、孟伯飞父子、罗立如、焦宛儿、程青竹、沙天广、胡桂南、铁罗汉等豪杰，得了张朝唐、杨鹏举等人之助，远征异域，终于在海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正是：万里霜烟回绿鬓十年兵甲误苍生（《碧血剑》）。

不论是卫道而死，抑或是遁世而居，更多是命运的无奈。由此我们不难想像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石作用，深深地影响并左右着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儒家思想指导人们为人处事应当守之以礼，守之以义。但儒家的汉族主义思想也根深蒂固，正如孔子所言道：非管仲，则左衽披发矣。儒家历来将正统与民族观念看得很重，因为他们秉承着的观念是对君道、臣道精神的延伸。金庸选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创作小说，赋予人物以儒侠的道义，并且让他们儒家的救世理想在民族融合碰撞，以及君权的双重压力下，感到人类力量在与历史和观念的斗争中是如此的柔弱而做出了隐逸的选择，有着深沉的史学与哲学意义。韩云波曾说过“在新武侠小说中，金庸以他的《书剑恩仇录》、《倚天屠龙记》、《碧血剑》和‘射雕’三部曲等作品，对儒侠作了大量的探素，…他同时也从历史的深刻性出发，在《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后期作品中，站在现代文化的高度，对儒侠的最后悲剧结局作了深刻的揭示”。

在金庸的另外一些小说中，历史观没有被作为小说创作的元素进行关照，但是正是因为脱离了历史的背境，让我们对人性有了更直观的体悟，对侠客的归隐有了更丰富的思考。《雪山飞狐》真与假的分辨，《白马啸西风》、《连城诀》善与恶的较量，《笑傲江湖》正与邪的取舍，这些主题无疑充满的对人性的关怀，但结局只有一个，便是侠客们最终选择了归隐。李文秀在师徒间的尔虞我诈中看清了人性之丑陋，牵着她老去的白马南归。狄云在见识了花铁干的无耻、师父的机关算尽、凌退思的泯灭人性，以及群雄最后为了宝藏你争我夺的卑劣最后离开了中原，回到雪谷与水笙相守。

但一众江湖豪客见了许多珠宝，哪里还忌惮什么官府？各人只是拚命的抢夺珍宝。地下滚满了珍珠、宝石、金器、白玉、翡翠、珊瑚、祖母绿、猫儿眼……凌退思的部属又怎会不抢？兵丁先俯身捡起，于是官长也抢了起来。谁都不肯落后。戚长发在抢、万圭在抢、连堂堂知府大人凌退思，也忍不住将一把把珠宝揣入怀中。

一抢夺，便不免斗殴。于是有人打胜了，有人流血，有人死了。这些人越斗越厉害，有人突然间扑到金佛上，抱住了佛像狂咬，有的人用头猛撞。

人性贪婪与作伪是现实的客观存在，却与侠客们的理想世界格格不入。“去”与“留”不再是一个难题，他们意识到只有“遗世而独立”才能找到属于自已的桃花源，自己心的才能归于平静与安宁。

反求诸己，人世中寻一方乐土

救世情怀是儒家悲天悯人情感在现实世界中的反映，作为当代的小说大家，金庸先生无时不在关注着这个世界以及它反映出来的问题，金庸武侠世界中的救世与隐逸情怀并不只是小说人物的独立性格，而是金庸人格精神的灌注，可以说小说人物是金庸发挥其思想的指代物或借代物。金庸内在具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心境,故他不能忘情于救世情怀,纵观金庸创作武侠小说的这一时期，也是其创办《明报》的鼎盛期，正如《明报》创刊宗旨“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所言，人必须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对待事物与问题，才能得出最有益的结论与效果。武侠小说因其发端不正,而极为当世大家所不耻,然其广泛的市民普及力却为其它文学形式所不逮。故金庸以武侠行言道，载乎义，以惠四方之民，这本身便是儒家救世情怀的产物。因为救世最佳莫过于开民智，是“受之以鱼莫如授之以渔”的希望，这也是自“五四”以来作家群体一直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作为当世的作家，金庸大师无疑开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亲身向我们说明怎样以一种儒家文人的眼光来创作文学，用抽象的文字为社会作出伟大的贡献。但是生活中的不如意之多，并非我们热枕的理想所能改变，在我们竭尽全力的为社会的改良付出后，并不一定能挣得理想的结果，在污浊积聚的世俗之下，所能做到的便是便是那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清静，所以孟子也提出“独善其身”的隐逸之路。隐逸这一主题虽并不是金庸主力刻画的重点，但是它却是构成金庸小说的一个重要支点。金庸为侠客们设计了一条与世事隔离的乐土，在隐逸之所去排遣不能兼济天下的愁。世人都有想要逃离凡世的想法，在隐逸中去理清现实。可以说没有了隐逸，就等于作者将理想剥离于现实之外，因为理想再高高不过现实的生活，而这恰恰出是一个成熟的艺术所不能容忍的。离开了现实，再优美的文章只能是华丽的梦境，并不能带给受众以更深层次的内涵思考，也便失去了成其为伟大的神髓。隐逸情怀并不是儒家的终极追求，但却是儒家在现世不能成功之状态下的蜇伏。小说写到侠客们的隐逸便收笔，便不等于就是宣布了故事的完结，“言有尽而意无穷”才是金庸小说的最高成就。有人讲“不能名垂青史，也要遗臭万年”，这并不是受儒家文化熏陶下知识分子所应选择的人生之路，隐逸并不是片面的逃避，何况在追名逐利而又喧哗忙碌的现代都市生活，服一贴金庸先生开出的清凉药方又何妨？

（责任编辑：秋风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