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情怀在小说中的诠释——大义、大勇、大仁

“大仁、大勇、大义”是金庸小说要着力表达的救世观，述说的是儒家文人对儒家精义的崇敬，是儒家思相与现实结合的最高意境。

“救世”这一主题在金庸小说中，以《射雕》三部曲表达得最为浓重热烈。金庸这三部小说（《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借助当时特定的年代，描写了三个受儒家救世情怀影响人生命运的英雄人物。

侠之大者的郭靖，他出生在南宋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代，以伟大的自我奉献精神扛起了民族大旗。他的救世情怀无疑是最为崇高和悲壮。要知道“侠”在封建时代，被当做一种救世的工具，豪侠传奇、侠义小说，都义无反顾地歌颂着“侠”的伟力，最终创造一种关于“侠”的幻想。只是武侠小说“并不赞扬民间英雄，读者也无从学习，你尽管不赞成当走狗，却也不能在走狗以外教你做一个标准的英雄。武侠小说既脱离了现实的轨道，也脱离了历史轨道，其严肃层次上的意义和价值都被大大损抑。”因此要做为一个令世人喜欢接受而爱戴崇仰的侠士，在其身上所体现出来种种行为与思想，则必需有着更强的文化说服力与精神感染力。“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做为侠之大者的郭靖，经历战乱的他体味到人间疾苦，那强烈的救世情怀则渗透到他躯体的每一个细胞中，明知不可为而为的牺牲精神，不仅让人们体味到他高尚的情操，还向世人们宣扬了一种民族大义。这种救世的情操在作品中时时被人物所激昂演绎着，影响了一代代的人。金庸在《神雕侠侣》第二十一回“襄阳鏊兵”对救世情怀的最高精神便有论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郭靖大声喝道：“便有一两个奸细，岂能因此误了数千百姓的性命？快快开城。”郭靖守城已久，屡立奇功，威望早着，虽无官职，但他的号令守将不敢不从，只得开城，同时命人飞报安抚使吕文德。

众百姓扶老携幼，涌入城来，堪堪将完，突见远处尘头大起，蒙古军自北来攻。宋兵分别散开，隐身城垛之后守御。只见城下敌军之前，当先一大群人衣衫褴褛，手执棍棒，并无一件真正军器，乱糟糟不成行列，齐声叫道：“城上不要放箭，我们都是大宋百姓！”蒙古精兵铁骑却躲在百姓之后。

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军攻城，总是驱赶敌国百姓先行，守兵只要手软罢射，蒙古兵随即跟上。此法既能屠戮敌国百姓，又可动摇敌兵军心，可说是一举两得，残暴毒辣，往往得收奇效。郭靖久在蒙古军中，自然深知其法，但要破解，却是苦无良策。只见蒙古精兵持枪执刀，驱逼宋民上城。众百姓越行越近，最先头的已爬上云梯。

襄阳安抚使吕文德骑了一匹青马，四城巡视，眼见情势危急，下令道：“守城要紧，放箭！”众兵箭如雨下，惨叫声中，众百姓纷纷中箭跌倒，其余的百姓回头便走。蒙古兵一刀砍去个首级，一枪刺出个窟窿，逼着众百姓攻城。

杨过站在郭靖身旁，见到这般惨状，气愤难当，只听吕文德叫道：“放箭！”又是一挑羽箭射了下去。郭靖大叫：“使不得，莫错杀了好人！”吕文德道：“如此危急，便是好人，也只得错杀了。”郭靖叫道：“不，好人怎能错杀？”

杨过心中一动，暗念：“莫错杀了好人！好人怎能错杀？”

在这段引述的文字中，郭靖深沉的救世主义在此表露无遗，正是郭靖这种刚正的英雄主义式的救世情怀的感染，杨过才能深受震动，在内心深处激起思想的波澜，从而站在更高的民族立场看问题，摒弃个人仇恨从而由一个普通人而一跃成为世人所敬仰的大侠。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正是这种大勇大仁大义的儒家精神感照，使郭靖在金庸作品中的人物中更显饱满，更有深度，更具感染力。

杨过是金庸笔下反叛传统儒家礼教的代表人物，他与黄药师一东一西（东邪西狂）在《神雕侠侣》这部作品中相互辉映，他与小龙女的爱恋更是小说歌颂的神髓。杨过与小龙女本系师徒，但两人因日久相处而生情愫，互为爱慕。但在封建社会礼教下师徒相恋视为乱伦而为世人所耻，杨过不顾世俗礼教的束缚，冲破世俗的藩篱誓与小龙女结合，这种魄力难能可贵，更可贵的是其在知道小龙女的贞操为尹志平所夺后不改其衷的那份坚定，这种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男性为尊、守礼重教的国度里更显杨龙爱情的坚定与高尚贞洁，不禁让人想起诗经“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的誓言。

杨过踢过两个蒲团，并排放在画像之前，大声说道：“弟子杨过和弟子龙氏，今日在重阳祖师之前结成夫妇，此间全真教数百位道长，都是见证。”说罢跪在蒲团之上，见小龙女站着不跪，说道：“咱们就此拜堂成亲，你也跪下来罢！”小龙女沉吟不语，双目红润，盈泪欲滴。杨过柔声道：“你有甚么话说？在这里不好么？”小龙女颤声道：“不，不是！” 她顿了一顿，说道：“我既非清白之躯，又是个垂死之人，你何必……你何必待我这样好？”说到这里，泪珠从脸颊上缓缓流下。

杨过重行站起，伸衣袖给她擦了擦眼泪，笑道：“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么？”小龙女抬头望着他，只听他柔声道：“我真愿咱两个都能再活一百年，让我能好好待你，报答你对我的恩情。若是不能，若是老天爷只许咱们再活一天，咱们便做一天夫妻，只许咱们再活一个时辰，咱们就做一个时辰的夫妻。”小龙女见他脸色诚恳，目光中深情无限，心中激动，真不知要怎样爱惜他才好，凄苦的脸上慢慢露出笑靥，泪珠未乾，神色已是欢喜无限，于是在蒲团上盈盈跪倒。

但尽管如杨过此等视儒家礼教为无物的豪杰，他却也有着一腔怜悯世人悲苦的救世情怀。救世的情怀在杨过身上的感昭集中体现在他在苦等小龙女的一十六年里，杀贪官惩奸臣，除暴安良，救万民于水火（见《神雕侠侣》第三十三回风陵夜话）。在杨过杀了蒙哥解了襄阳之围后，杨过与郭靖携手入城时，他内心充满了对郭靖无限的崇敬与感激，终于明白“侠之大者”的涵义。

郭靖携着杨过之手，拿起百姓呈上来的一杯美酒，转敬杨过，说道：“过儿，你今日立此大功，天下扬名固不待言，合城军民，无不重感恩德。”

杨过心中感动，有一句话藏在心中二十余年始终未说，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朗声说道： “郭伯伯，小侄幼时若非蒙你抚养教诲，焉能得有今日？”

他二人自来万事心照，不说铭恩感德之言，此时对饮三杯，两位当世大侠倾吐肺腑，只觉人生而当此境，复有何求？

二人携手入城，但听得军民夹道欢呼，声若轰雷。杨过忽然想起：“二十余年之前，郭伯伯也这般携着我的手，送我上终南山重阳宫去投师学艺。他对我一片至诚，从没半分差异。可是我狂妄胡闹，叛师反教，闯下了多大的祸事！倘若我终于误入歧路，那有今天各他携手入天的一日？”想到此处，不由得汗流浃背，暗自心惊。

金庸将救世的观念融汇在小说中，融入到杨过的人生经历里，融化到人物的思想刻画上，使得杨过在给人叛逆的印象外更多的是侠骨柔情以及他对侠客精神的另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诠释。

如果说郭靖身上体现更多的是儒家精神的“大义”，而杨过体现更多的是“大勇”，那么张无忌身上则更多体现着“大仁”的理念。

张无忌在童年时便痛失双亲且又身受重伤，小小年纪便要忍受身与心双重痛楚的煎熬，长成后又是命运的安排，担负起民族大义、兴复汉家的历史重任。他的救世观是由他内在的仁者之心所决定的，“仁”的性格是他之所以伟大的要素，不爱其驱而成仁取义，而金庸也极力的渲染着他的“大仁、大勇、大义”。在小说中，张无忌为救为六大门派所围的锐金旗旗众而甘受灭绝老尼三掌，充分表现了张无忌的仁者风范，也让人领略了他怜悯世人的慈悲（参见《倚天屠龙记》第十八回倚天长剑飞寒芒）。故事发展到第二十回—与之共穴相扶将，张无忌上了光明顶后，偶然之下洞悉了明教与六大门派的所有恩怨都是圆真一手策划，又在无意间学成明教的镇教武学“乾坤大挪移”，为了调和两方人马以避免更大的杀戮时，他以一人之力而抗天下群雄。正如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后记上所言：“这三部书的男主角性格完全不同。郭靖诚朴质实，杨过深情狂放，张无忌的个性却比较复杂，也是比较软弱。他较少英雄气概，个性中固然颇有优点，缺点也很多，或许，和我们普通人更加相似些。”正是张无忌“和我们普通人更加相似些”，因此他身上所散发出的“仁”更为可爱，令人亲近，更具现实感。

此外，金庸的另一部小说在不同层面上展现着儒家救世情怀对小说写作的影响，这便是《鹿鼎记》。在这部小说中，救世情怀不是借助某一个主角的性格来发挥，而是直接反映在小说的写作动机与写作内容中。《鹿鼎记》以一种完全颠复传统武侠小说内容的形式来宣扬爱国主义，含沙射影地对黑暗的政治进抨击，并且借助小说的反讽手法来达到警世的作用，将救世情怀与小说理性思维融为一炉。正如严家炎先生所说“表面上看，武侠小说注定要远离现实。但究其实，并不可一概而论。金庸小说的有些内容，是作者在当代生活中有所感受而发，它们不但不脱离现实，反而应该说是深入现实的笔墨”。

韦小宝算不上儒侠，和儒侠甚至沾不上任何关系，他的行为作风可以说是对儒侠形象的对抗，但是最终，他的生活环境——儒家的生存环境，只有服从了它的大法则才能生存下去。韦小宝非是不想做儒侠，但是他由于性格的先天缺陷决定了他只能是服从儒侠原则的特立独行之人。很多书论在品评金庸《鹿鼎记》时，都认为它是一部“反传统文化”的典型作品。而我个人则认为，其反的文化是拘泥死板的传统价值观，而真正的神髓还是脱不出儒家传统文化的规范，否则韦小宝也就不可能左右逢源的同时又左左右为难了。虽然韦小宝在小说中不是一位真心救世的人物，还经常刮来民脂民膏，但是，当初金庸这部小说其写作目的在于映射政治，然而他的内心则是对政治中黑暗一面的批判与讥讽，换个角度看问题，他还是希望这个社会是平等、公正、不做虚伪的世界。并且，金庸借韦小宝驻通吃岛，又言道此岛便是后世的钓鱼岛，这不是借此以向世人声明中国对钓鱼岛自古拥有主权吗？

韦小宝望着居住数年的通吃岛，笑道：“庄家已经离岛，这里不能再叫通吃岛了，咱们得改个名字才成。”施琅道：“正是。大人请看改个什么名字最好？”韦小宝想了想，说道：“皇上曾派人来传旨，说周文王有姜太公钓鱼，汉光武有严子陵钓鱼，凡是圣明天子，必有个忠臣钓鱼。皇上派了我在这里钓鱼，咱们就叫它为『钓鱼岛』罢。”施琅鼓掌称善，说道：“大人这名字取得再好也没有了，一来恭颂皇上好比周文王、汉光武，二来显得大人既如姜太公这般文武全才，又如严子陵这般清高风雅。对，对，咱们以后就叫它为钓鱼岛。”

书中更为有趣的是其令韦小宝屡立奇功，以尿水攻下雅克萨城，以奇谋签下《尼不楚条约》，在忍俊不禁间令中国人扬眉吐气（《鹿鼎记》第四十七回　云点旌旗秋出塞 风传鼓角夜临关）。我认为这正是金庸救世情怀在小说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金庸并不将救世思想局限在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上，而更注重于小说的内涵，从中我们也可看出金庸借助小说这种所谓的“通俗文学”向华人读者宣扬着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其借笔为剑而注于小说文字之间的救世情怀，而这些并不是一些自谓为“阳春白雪”之小说所能迄及的。正如徐岱先生所言：“金庸写作是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凡有华人之处必定会有金庸小说，这句四处流传的话真实地道出了金庸小说与中华文化的特殊关系。用不着批评家们大做文章，无须用‘弘扬中国文化’这样的大词来进行注解，金庸小说的特色就在于为我们向来无趣的生活增添了一点亮色，使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能实实在在地开怀大笑、激情洋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