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红莲寺》一经上映便红极一时，票房和人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以后的3年内，为满足观众的要求，《火烧红莲寺》的续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由此掀起。仅1929年至1931年的3年间，上海的50多家影片公司，就拍摄了250多部武侠电影，占全部出产影片的60％。可见武侠电影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与此同时，中国武术在不同领域走入了人们的视线，影响渐渐扩大。从1912年到1949年，历时38年的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政局动荡、不同思潮的激烈交锋以及土洋体育的争论，使中国武术的发展也处在不断的摇摆之中。

 

清末因“庚子国变”而一度低沉的武术活动，在这一时期，逐步活跃起来。精武会、北京体育研究会、中华武士会等一大批武术会社在全国各地相继兴起，仅北京、上海、天津三座城市就有近百家之多。

 

当时，有识之士认为武术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固有的国粹，应称之为“国术”。1928年南京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各省、市、县通设国术馆。历史悠久的中国武术，被列入到现代教育的范畴，它的传承方式也冲破了地域家族的界限，形成了以城市武术组织为中心，有组织地研究和推广。

 

特别是在1936年，中国武术与全球瞩目的奥运会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虽然中国派出的139人代表团在竞技项目中失利，但在表演项目中声名大振。

 

这是中国武术首次在欧洲赛场亮相。

 

在《满江红》伴奏下，中国武术运动员表演了单刀对枪、空手夺枪等项目，真刀真枪的真功夫让欧美观众看得如醉如痴。

 

当地报纸盛赞中国武术“具有艺术、舞蹈、奋斗三大特色，反映了中国人悠久历史文化及尚武精神。”

 

武术进入运动竞技赛场，可以说是民国年间武术的一大进展，但是，由于官办的最高武术组织中央国术馆，过于强调武术的军事使用价值，局限了它的发展，最终，多年来取得的一点尝试性进展，也在连年战火中奄奄一息。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武术作为中国的“国宝”、“国粹”，也开始伴随着国家建设新时代的到来重新得到发展。

 

在贺龙同志提出的“发展、整理、提高、推广”的方针引导下，武术被列为推广项目。之后，朱德、刘少奇等同志也都对武术发展给予大力支持。

 

1957年国家体委将武术列为体育竞赛项目，并组织整理出版了“简化太极拳”和一大批长拳及器械套路。这些套路成为在群众和学校中普及武术的基本教材，之后，在国家体委统一指导下，各地相继建立了各种武术组织，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群众性武术活动网。

 

可惜的是，全社会的习武热情并未持续很久，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一场劫难，武术社团和武侠小说，处于有节制发展甚至停滞状态，许多拳种和流派出现消退和失传的趋向。武侠影视，几乎销声匿迹。

 

然而，这一时期的香港，却是另一番景象。

 

1971年，一个名为李小龙的年轻人，以一部《唐山大兄》的电影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他从中国到国外打擂，吸收国内外的各种拳法，以詠春拳为基础创造了截拳道，直到现在许多外国人还对中国武术心有余悸，认为截拳道是最凶狠的中国功夫。

 

李小龙汲取了美国电影技术的先进经验，在电影拍摄节奏的要求上，远远高于当时香港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李小龙本身武艺超群，身法奇快无比，甚至连摄影师也常常抱怨捕捉不好他的踢腿镜头，所以第一次与李小龙的合作，大家都是怨声载道。但是，当《唐山大兄》于1971年公映之后，连创东南亚的票房纪录，李小龙的旋风迅速刮遍了全世界，英语中也由此多了“KungFu”这样一个单词。很多人相信，李小龙是以一己之力，掀起了中国武侠电影的第二个高潮，同时他还在国外开设武馆，将中国武术传播出去的同时也使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

 

1973年7月20日，李小龙辞世。四部半优秀的武侠电影，32年短暂的一生，李小龙却为中国武术和电影表演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主演的影片使中国功夫闻名于世界。李小龙成了功夫的化身。同时，这位百年偶像的消失在当时造成了英雄真空。欧美与香港的电影公司开始在全亚洲寻找“李小龙二世”，这时，成龙走进了他们的视线。

 

1978年，成龙凭借电影《醉拳》一举成名，这部电影犹如平地一声惊雷，迅速掀起了一阵狂飚!观众如潮涌向影院，争睹成龙的喜剧武打片!成龙大红而特红了，成绩直追李小龙。随后，他又拍摄了《A计划》、《警察故事》等多部电影，直到现在，这些影片仍然堪称经典之作。

 

有趣的是，成龙成名前拳打脚踢演武打片，想成为李小龙第二，却不被承认。而后他立志成为自己，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功夫喜剧类型电影，奠定了自己的动作表演风格，但此时的他反而被观众称为“李小龙第二！”

 

就在成龙所引发的功夫电影风潮席卷香港影坛的同时，一些影业公司开始将目光投向大陆，试图开辟新的市场，与香港功夫电影抗衡。而这个想法，与中国政府发展武术的思考不谋而合。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北京前门烤鸭店举行盛大午宴欢迎日本客人。席间，日方团长三宅正一谈到他正在学习中国太极拳，小平同志兴趣盎然地介绍了太极拳运动的优点，并在几天后题写了“太极拳好”的题词赠予三宅正一。看似随意的四个字，却为文革期间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武术带来了新的生机。当时在场的还有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同志。第二年，廖承志在广州会见了香港电影工作者代表，提出了共同拍摄电影《少林寺》的构想。

 

这部由中国大陆与香港首度合作拍摄的功夫影片，历时三年，香港中原公司投资，张鑫炎任导演，大陆提供演员和场地。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前所未有的尝试，成就了这部在武侠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