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养成只有文字记录才是证据的习惯，然而历史在西南夷地区并不是以我们习惯的方式记录的，虽然东女国后来在记载中消失了，并不意味着一切就烟消云散。在这里，某些时候，你得相信那些口口相传下来的，听上去完全是超现实的、甚至荒诞不经的传说、神话和种种现象。

 

在西南夷地区，女权时代的蛛丝马迹随处可见，在云南，汉代以及更早的滇青铜器的许多造型中总是有一个居高临下的女性形象。而在通过雅砻江与丹巴地区相联系的居住在泸沽湖边的摩梭人，至今依然保持着母系氏族时代的阿注婚形式。这种蛛丝马迹，被探险家洛克感觉到了，他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西南夷地区，精通了纳西语言，他认为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就是东女国：“大约在公元750年，在丽江地区北部有一个苏巴(SAMPA)王国，此即东女国。”东女国的“后裔”们给洛克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大胆而敢作敢为，成群结伙，手拉手地在山坡上漫游，唱着歌，挡住经过的青年男子的路”，“当共产主义者来到纳西人的区域时，纳西妇女如鸭子奔向水流一样地去加入他们的军队”(《论纳西人的“那珈”崇拜仪式》)。20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俄罗斯探险家顾彼得对此也深有感触，在《被遗忘的王国中》他写道：“由于她们多方面的活动，由于她们把货物从一地运到一地的沉重劳动，丽江妇女已造就了优越的体格，妇女高大结实、胸宽大，臂力强，她们自信、果断、勇敢。她们是当家人，是家庭繁荣的唯一基础。娶个纳西女子人生就获得了保障”、“她们把自己培养成强壮的人种，直到完全奴役了男子。”顾彼得讲到一个女头人“年轻美丽，身穿深蓝色的百褶裙和红色上衣，骑在一匹大黑骡子的银鞍座上，由身披黑羊毛披毡的卫兵领路，两个赤脚，然而全身挂满银首饰的女子跟在后面。”“我是鲁甸阿俄卿的女头领”、“你应该去鲁甸，也许我们可以结婚”，见面才几杯酒的工夫，女头人说“有个外国丈夫会大大提高我的威信”。

 

在丹巴，女权时代的遗风依然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丹巴县文化馆馆长益西桑丹先生告诉我，就是在今天，在中路的许多家庭中，女性依然在家里主宰着家庭大事。某些寨子依然保持着走婚的习俗。村子里许多男子都是上门到女家去。男人作为苦力挣钱干活，把经济和买卖交给女子掌管，相当普遍。就是在汉文化影响日益深入的今天，女子们依然打扮得像是女王，穿着高贵的裙子劳动或者跳舞，佩戴着各种金银珠宝玉石打造的饰物。当整个西南夷地区的男子服装都基本汉化时，女子们依然在日常生活中坚持着她们古代流传下来的盛装，我们仍旧可以从服装上轻易地辨别不同民族的女性。男人们当然也会盛装参加节庆，但只是一个节日中的象征罢了。服装的复杂与简单，肯定暗示着女性与男子的不同地位。衣着简陋的男子们看起来更像是战士和民工，这与“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贵女子，贱丈夫，妇人为吏职，男子为军士”记载颇为相似。

 

有个独特的传统，丹巴的藏族女子到了17岁要举行成人仪式，献哈达，戴珠宝，扎式样复杂的辫子，穿繁琐讲究的盛装，在全村人民的簇拥下进入成年，完全是一次女王的登基，而男子却没有这样的荣光。在丹巴，众山之王墨尔多山被视为女性神山，“在藏匿着女性形象的大地上……在那具有女性形象的峡谷中，埋藏着苯教经典”(《墨尔多神山志》)。在梭坡地方，从前人们每年七月初四都要祭祀一个叫“哲姆娜”的女妖，据说哲姆娜尤其喜欢相貌俊美的男子。如果俊美男子去祈愿，一般都能灵验。祭祀女妖的地点在梭坡乡弄中村东南面穿越原始森林后的一处绝壁上的洞穴中，下面是深渊，开凿了一条小路通行，里面供奉的“哲姆娜”女妖是一个黑面神灵。若希望“哲姆娜”知道是谁来朝拜她，就要在上山时带一根木棒，放在洞口，祈祷时大声说出自己名字，“哲姆娜”就可以听见。梭坡乡的村民泽郎格绒说，那一带的峡谷中还有“毛都龙”修行地，许多岩石、山洞都被非常具体地分类想象为女性的生殖器各部位，是用古老的藏语命名。据说混进女王纱孟坐吉布家的女妖被镇压在“毛都龙”的一个塔下，她是被金刚乘大师巴果·白若扎斩首的。女妖说，她的祖先来自后藏一个叫“年”的部落。这故事令我想到，女国的消亡是否与藏传佛教的扩张有关。在梭坡，许多村民曾经看见这样的海市蜃楼景象，在5月割麦子的时候，黄昏的光芒中会看见女王的马队，人嘶马叫，前面是猴子在带路。而且人们相信，那些原始林莽中的垒石废墟，一定是女国的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