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得天下，大封群臣。按照惯例，封侯的人必须有军功，但是，刘邦不管张良怎么推辞，仍然坚持封张良为留侯，并且说出了一番道理：“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就是子房的功劳。”(《史记·卷55》)子房是张良的字(参见第6 - 3节)。

管理者使用比自己水平差的人才，这不太难，可是要使用比自己强的人才，就难了。一是根本看不出对方比自己强在哪儿，正如人们站在高处看低处比较容易，站在低处看高处比较难。二是即使认识到对方有一个方面比自己高，可是认为那是“没用的花架子”，一碰上真刀真枪就不管用。 所以，既能悟出人家比自己强在哪儿，又能悟出对方的长处可以用在哪儿，实在是很难的。

从刘邦开始，儒家管理学成为中国的决策者不可或缺的东西。制度创新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必要条件：环境逼迫，儒家知识，英明的领袖。如果不限于中国，第2个条件要换成管理知识，例如近代的凯恩斯相当于张良，欧美的经济危机是环境逼迫，战后的英国首相是英明的领袖。

所谓英明的领袖， 第一要洞察环境逼迫的形势，第二要辨别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有真知识。秦末其他的领袖人物，有不少都听张良讲过大策方略，可是只有刘邦言听计从，说明刘邦比其他人英明(参见第6 - 3节)。

环境造就历史的方法，就是选择刘邦。也为后人留下使用人才的范例。

从刘邦的时代到二十世纪之末， 积累了许多用人之道的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才的知识结构是专家型的，就不能让他跑到专业范围之外参与重要决策，例如上节说的钱学森，搞工程动力是专家，搞农业是外行，搞政治是庸才。但是对于通才型的知识分子，则不可小视。也就是说，对于具有儒学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需要另眼相看，因为儒学是通才型的组织管理学。 不过，新儒学不是通才型的，现代哲学系中的儒学研究也不是通才型的。而张良，是通才型的知识分子。

张良“悟”出不能倒退为“封建”，决不是像庄子那样注重个人安身立命，也不是像老子那样主张 “小国寡民”，而是为了“济世救民”和“经世致用”，当时，必须“天下一统”，才能达到这些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刘邦不但能够使用张良这样的战略家， 还能使用萧何这样的经济管理专家和韩信这样的军事家：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饣鬼] [饣襄]，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卷8》)。

刘邦登台拜帅，帮助韩信树立威信，是“补其所短”的范例。

刘邦对于更次级的人才也不忽视，例如深通律历的张苍(相传他是《九章算术》的定稿人) ， 从一个 “客” ， 经过“常山(太)守”、“赵(王的)相”、“北平侯”、“计相居相府”(相当于现代主管计划经济和科技的副总理)，直到“御史大夫”(《史记·卷96》 )。又如说降了南越王的陆贾，被刘邦拜为太中大夫。陆贾经常讲诗书，刘邦却骂他书生气， 认为天下是骑马征战得来的，与诗书无关。陆贾说：“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就可以在马上治天下吗? 如果秦始皇当初统一天下之后能够推行仁义，学习前人的好榜样，陛下您还能当皇帝吗?”刘邦虽然不那么爱听，却深知厉害，就让陆贾为他撰写历史上的 “成败之国” 。后来陆贾每写完一篇，刘邦读了都大声称赞，引得左右高呼万岁。(《史记·卷97》)

刘邦十分敏锐， 良言必入心，不固执已见。历史选择刘邦，决非偶然：如果刘邦像项羽那样“刀枪不入”，天下就不会姓刘。

大领袖大智慧是第一流的人才， 这类人才全都十分敏锐。刘邦是大领袖，孔子是大智慧：“成熟的人可以吃不饱，住不好，却一定要敏锐地洞察世事，履行义务，不能说废话，不能说空话，不能名不符实，不能自相矛盾 ----找到知识的源头，使自己的言论严密恰当，行为端正可靠， 这样才可以说是好学呀！”(译自《论语·学而0114》：“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