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之下，唐代李世民就是因为缺少明代这种制度，让武则天钻了空子(参见第1 - 6节图六) 。本来，李世民听见了历史的警钟，认识到六朝的安乐伴随着动乱，类似于春秋战国，隋短期统一，类似于秦。自己不能只当刘邦，还要当刘彻，提倡儒学，加强科举;但是，汉末以来的警钟响度似乎不够，李世民没有把尊儒落实到“制度”：唐初的最高层契约化完全取决于李世民本人的性格和智能。

继承李世民的李治(唐高宗) ，性格上比李世民差一点儿，这是先天的，可是他在娶武则天的问题上，没有接受良臣的制约，不只是先天的性格问题，还有后天的制度问题，这是唐代与宋明的区别。在立武则天为后的问题上，李治又没有接受良臣的制约。初看起来，这些都只是“小节”：武则天不是打天下的那一代，相对于大唐帝国的皇帝，实在微不足道。李治以为自己大权在握，控制个小女人有什么问题?不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李治缺乏制度的护卫， 只凭自己一个人的智力绝对“斗不过”武则天 ---- 当李治打算废黜武则天的时候，尾已大，甩不掉，“谋泄不果”(《新唐书(一)》第81页)。

武皇帝不受别人制约， 却要求别人为自己所用，这一点和李世民没有什么不同。武则天感到关中本位集团不那么好用，就“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8页，以下简称《唐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武则天为了个人目的推进科举，也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参见第5- 2节) ----关中本位集团始于宇文泰(参见第5 - 1节)，利用儒家管理学“依附古昔”，“汉化发源”(《唐稿》第15页)，早期的汉化区域是西魏控制的关中;后来周武帝灭了北齐， 汉化区域扩展到中国的北半部，“连宗”的人越来越多，“宗”与“宗”之间出现竞争，都想走向高层，为了减少内耗，必须让大家都有公平的机会 ---- 到了隋代，就把汉代的“举”发展成了“科举”(参见第4 - 2节)。唐代李世民比杨坚更注重“以天下贤人治天下”(参见第6 - 3节)，所以更重视科举，当他看着莘莘学子们走进考场的时候，欣慰地感叹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摭言》)加强科举是历史大势，科举不属于武则天，所以武则天退位之后， 李家的皇帝进一步加强科举，“及至玄宗(唐明皇李隆基)，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唐稿》第18~21页) 李世民统一中华之后，如果像明代那样把发现人才的科举制度推进到为人才“补短”的案例教学制度，约束占据“长处”的非人才或不利于群体延续(不合于制度规则) 的人才， 武则天就没有空子可钻。遗憾的是， 在李世民时代，关中本位集团仍然是政权的中坚力量(《唐稿》第18页)，正如清兵入关之后的八旗子弟;另一方面，天下大事不能只靠既得利益集团，李唐尊儒缺少制度化，主要体现在高层： “君权渐转入阉寺之手”，这样的君权治不了天下，所以“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唐稿》第23~25页)

日本的近代和现代企业采用了明代发展起来的案例补短制度， 变通为“班级式”办公室和禀议制度----日本企业办公室的典型布局是在没有任何隔断的大房间内放着不同科室干部及秘书的桌子， 处级首领的位置很像是教室里老师的讲台(参见威廉·大内：《Z理论 ---- 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第33~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以下简称《Z 理论》)。这种非常公开的工作方式往往使得这间大房内的人们自然形成小群体，正如明代的制度通过“朝庭”把管理人员纳入上层小群体，也就是相互信任、相互了解(具有微妙性)和相互配合(具有亲密性)的群体(参见第1 - 4节及《Z理论》第4~8页)。禀议制度则与翰林院相似：在一些日本企业中，重大问题的初始方案交给有关职能部门中最年轻和最新的成员去拟订。这个年轻人可以向每个领导人征求意见，但很难揣摩上级意图，因此必须添上自己的想法，经过讨论推敲，写成正式方案。方案从组织机构的底层一直传阅到高层领导。在每一阶段，由有关经理在文件上盖章，表示同意。这种“禀议过程”终了时，方案上盖有60~80人的图章(《Z理论》第33~36页)。所谓“职能部门”，相当于专业部门， 年轻职员一般都学习过有关专业，并有较高的学历，所以让最年轻的职员起草方案，是“用其所长”;在这个过程中，年轻职员要与一级级的领导相沟通，可以“补其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