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的“敏”，相当于现代的“敏锐+智慧+迅捷实行”，所以孔子说“敏则有功”(《论语·阳货1706。尧曰2001》)。“敏”的原意是“对外界的微小刺激能够迅速反应”：在甲骨文中，“敏”是一只手(夂)给长头发的女人(每)梳头发，只要扯断一根，立刻就有痛感。“对外界微小刺激迅速反应”这个含义后来引伸为更一般化的“迅速(疾)，敏捷”地实行， “反应”是付诸行为。“敏于事”的“事”包括“吃”和“住”，包括“孝”和“弟” ，也包括“爱众”、“亲仁”和国家大事(《论语·学而0106和0105》)。 只有关心这些事情， 才能洞察，洞察了，才会反应迅速。下面这两个对联，有助于现代读者理解孔子的这些教诲：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日知其所无，一事之不知儒者耻;时近宗亲师，达人方近仁德心”。

现代所说的敏锐，是洞察已有规范与现存事实之间差异的能力。如果洞察了差异之后只是发牢骚，还不能说是智慧，只能说是敏锐。有了智慧不能付诸实行，也还不够，因为不能落实到 “行为端正可靠” ，不能“有功”。敏锐地发现别人(相当于现存事实)比自己(相当于已有规范) 强在哪儿(二人差异)，这些强的地方(相当于已有规范)可以用在哪儿(相当于现存事实)，这就是大领袖的过人之处：用人所长。刘邦就是这样的领袖，汉武帝刘彻也是这样的领袖(参见第4 - 2节)。

别人比自己强的地方， 既可能是比自己更敏锐，也可能是比自己更专注，还可能是比自己更有开拓创新的意向。这是专业领袖专业智慧层次人才的三种主要特征(参见 《园经》 第93页)。爱因斯坦是专业智慧人才，他说：“上帝分配才能的方式是不近人情的。真的， 他除给我骡子般的顽强以外，别无所在。不过，他也给了我一种敏锐的觉察能力。”(J·伯恩斯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第157页，科学出版社，1980年)

“骡子般的顽强”就是“专注”，“敏锐的觉察能力”当然是“敏锐”，爱因斯坦没有说“开拓创新的意向”，因为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有这种意向(参见第4 - 4、 5 - 2、5 - 4节)。如果没有“开拓创新的意向”，只有“敏锐”和“专注”，就会成为怀疑主义者，怀疑一切规范，只能破，不能立，无所作为。这种情况在人文社会研究中较常出现， 因为涉及复杂现象(参见第6 - 1节)，“破”很容易，“立”却很难。尤其近代中国， 这种情况大肆泛滥，深层原因是对英语criticize一词的误读：本来，这个词既有汉语中的“批判”之意，也有更积极的“导向正义”之意，德语中“Kritik”的含意，也不只是“破”，还有很多“立”。可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最初的汉译者只是很肤浅地理解单词，既不熟悉这个单词在德国社会中的不同用法，更没有读懂康德本人的哲学内涵，于是简单地译为“批判”;译书出版后不久，就有学者发现了疵漏，指出“批判”应该译为“批导”，可惜当时的学界很少有人懂康德，先入为主的“批判”就流传开来(详见张祥平 张祥龙： 《记翻译家、哲人贺麟》第88页，载《人物》1987年第5期第81~93页) 。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之中出现了许多怀疑主义者，对于“使用人才”(见图二十三7。 2)干扰很大 ---- 有不少怀疑主义者本来很有才华，却只能开花，不能结果，导致不少管理人才瞧不起知识分子，认为大学里教授的内容不过是一些 “花架子”，没有“真功夫” ，上不了阵。西学东来之后，误读英语单词而导致的管理漏洞很多(参见第4 -4节的 “法人”)，说明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的基石(参见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第64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如果一个人连 “专注” 也没有，只有“敏锐”，那么就到不了“怀疑主义者”的程度，只是一个“爱发牢骚的人”，顶多是一个“猎奇者”。

专业领袖和专业智慧的这三个特点，第9 - 2节和9 - 3节还要讨论。

大领袖大智慧比专业领袖专业智慧更强的地方， 在于是“通人”，而非“专家”(参见第1 - 1节) ---- 心胸更加宽广，视野更加开阔， 目标更加远大(参见第2 - 1节)，有“德” (参见第6 - 3节和7 - 1节)，甚至有“道”(参见第6 - 4节)。如果两个大领袖大智慧共事， 其中一定会有一个自愿帮助另一个，如张良帮助刘邦，诸葛亮帮助刘备，等等。否则，一山不容二虎(参见第1 - 3节)，也就谈不上“用其所长”和“补其所短”(参见图二十三7。2)。

明代中叶之后，科举竞争制度更加成熟，对于“用其所长”和“补其所短”形成了一套制度。例如“进士”进入翰林院之后，“翰林学士有条件精研各种档案把历年所有因革的文件逐月逐日地排比整理并加检讨是训练培养内阁大学士的最好方法。 ”(《万历》第53页)。奏折与朱批都要传抄公布的制度(《万历》第80、86页)，使得在朝为官就像在一个大教室中不断地进行着当代当前的 “案例教学”，每个官员都能从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 补充自己本来不知道的知识。二十世纪之末， 美国商学院的“案例教学”受到人们重视，其实中国翰林院和奏折朱批式的案例教学，才是案例教学之始， 而且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儒”不必成为“将”，就能成为“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儒家管理学的“纸上谈兵”，不是“谈”理论，而是“谈”历史上的实事(史鉴)和成败得失(因革)，结合当前的情况灵活运用(寻找可测实事系列定位案例)。张居正调动李成梁 “镇辽”，戚继光“镇蓟门”，发挥二将的特长，一个善攻，一个善守，当时的人们“称居正知人”(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3，列传10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册第5646页)。申时行更是“纸上英雄”，他不出京城，“避免了一场以国运为赌注的战争”，他还制定 “清野”、“烧荒”的战略，派出得力儒将兵部尚书郑雒，相机突袭，迫使蒙古人永远放弃了 “合并长城以外各部并征服回藏以构成一个游牧民族大集团的计划”(《万历》第117~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