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设名词既不是专有名词, 也不是类别名词。“操作”不宜作为“共性”,因为其中涉及 “第三者” 。 例如任何个体都不能被称为“1点70”,必须借助于长度单位“米”,才能说某人的身高是“1点70”。

“逻辑术语”  中的名词也是重设名词----它们是人类对于语词或语句本身的操作结果,例如上述的达名、类名、私名,再如全称命题、特称命题、三段论等等。这些名词的外延都不是可识别的个体、群体、或事件,而是“名词”或“命题”。与此不同,“男人”的外延则是可识别的个体,如张三、李四,等等。

第二类可承认事实本身与实验科学无关,但是在实验心理学中,把心理动词表达为测量指标,把基本定律表达为第一类可承认事实,就能用公理化方法进行科学研究。

心理动词不像行为动词那么 “客观”:它们不能用感觉器官识别,但是,心理动词所表达的动态可以用中枢来识别, 用内心来体验。心理动词最初都是人与环境或人与人之间的动态特征,如:看见、听到、嗅出、尝出、触察、 想起、忘记、思考、归纳、爱、恨等等。后来,又增加了相对独立的心理动词,如反省、自重、自爱、自满、自胀、自弃等等。

例如, “1995年4月22日北京的居民觉得很冷”就是第一类可承认事实。每一个在那天生活在北京的人,都能加以承认或否认。然而,心理感受是因人而异的,即使在同一幢楼的同一间房内,也可能瘦人觉得冷,胖人还感到不够凉快。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根据各自的感受体验来对有关事实加以承认或否认。

从短期来看,可以根据统计上的多少来确定可承认事实的“个体客观性”;从长期来看, 可以根据历史淘汰的结果来确定其“群体客观性”:与环境温度相反的心理感受,会导致有关群体逐渐衰亡。

也就是说,第二类可承认事实经过适当的测量转换之后,可以成为用公理化方法进行统计研究的基础。

如果一个句子中的主语是虚设名词,就不可能判断真假。

“虚设名词”是多数人难以识别的名词。人类思维发展到超越经验的阶段之后,哲人们自造了一些名词,它们的外延既不是世上的任何个体、群体、或事件,也不是人类对于个体、群体、事件、或语词本身的操作结果。虚设名词“一无对应”, “虚无飘渺”。

有人在定义重设名词的时候,有意或无意地造出了虚设名词。近代以来西方的许多集合名词都是虚设名词。例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可以被称为“工人阶级”,尽管有许多个体可以被称为 “工人” 。“工人”是类别名词,但是这类人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不是类别名词。而且,“工人阶级”既不是测量(或运算)结果,又不是逻辑术语,而是被作为一个集合名词来使用,“工人阶级”的外延只是它自己,不是任何一个可识别的个体、可识别的群体(类别)、或事件,因此这是一个虚设名词。

涉及虚设名词的句子,不可能判定真假;涉及重设名词的句子,较难判定真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涉及影子名词的句子,虽然判定真假不很困难,却在判定真假的同时,渗进了感情倾向,不完全是客观的,当然,这不一定都是不好的。

“影子名词”,是受到人类的感情影响而产生的“重复名词”----有的是表示尊敬,如 “孔丘”也称为“孔夫子”;有的是表示轻蔑,如“满州国”也称为“伪满政权”;还有的是某些学者用自己的感情来增加或减少现实世界的合理性。

如果一个句子中的谓语是广义动词,无论是否判断真假,都很少增加知识。

广义动词是仅仅指出动态,却缺少特征的动词----不仅不能用感觉器官识别,而且难以进行中枢识别或内心体验。这一类动词是在动态特征复杂不明的情况下,人们试图传达整体识别结果的一种努力。

例如 “变化”,只是指被识别的单一整体的后期状态与先期不同。再如“作用”,只是指被识别的一个以上的个体、群体、或事件相互关联。

如果在 “变”的后面加上表示状态的形容词,就等同于行为动词----可以用感觉器官识别的特征较明确的动态。例如“花变红了”,等同于“花红了”。其中的“红”,在汉语中可以作为行为动词来使用。这一点与英语及其它西语都不相同。在西语中,“红” 的前面必须加上系动词,而且,除了“听”之外,其它的感觉动词都是系动词。这样一来,“红”作为表示状态的形容词,就不是与动词相关更密,而是与名词相关更密。也就是把状态认作是类似于表示个体、群体、或事件的名词。于是,人们反过来又认为, 名词不过是表示一种状态,只是一种感觉。这使得西方思想家常常倾向于把知识看作外来的消极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