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批评巨著，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到作品的版本、校勘及其批评原理等，一大批学者孜孜不倦地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风格论备受关注，成果众多。然而，《文心雕龙》本身的文体问题、风格问题却少人问津，鲜有研究。

李建中《文备众体：中国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1]参照童庆炳关于文体概念的内涵，同时结合中国文论中具有民族特色的概念术语，将批评文体涵义概括为三个层次：体制（体裁）、体貌（风格）、体势（语体或语势）。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在前人理论基础上，将诗境风格分为二十四种类型，每种类型都用一首四言诗描述其特征，作者把所能体会到的诗的风格，形象化地描绘给读者，诗歌的风格以多样化的形态呈现出来。“品”，有品评（动词）和品貌（名词）之意。本文借用《诗品》的三种品目，从批评文体角度契入，尝试对《文心雕龙》这部理论批评巨著进行品鉴，分析其文体多姿风貌。

体制雄浑 　

《诗品》{1}将“雄浑”位列第一，但并未做概念上的明确阐析，只是用形象化的诗句来表征该风格的意境：“具备万物，横绝太空。”（雄浑之气，笼罩万物，横贯九天）（《诗品·雄浑》），这是对“雄浑”这种风格最好的注脚。“荒荒油云，廖廖长风”，透过司空表圣的诗意描述，我们可以感知，“雄浑”其实是一种高远的境界，一种豪雄的气势。

风格是因内而符外的，《文心雕龙》的“雄浑”首先来自主体。作为文论家，没有雄浑的气魄，决写不出雄浑的文章。刘勰是一个有气魄、心存远志的文人，有着不苟同他人的信条。他在《序志》篇中指摘前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不足，认为前人的理论尚未建立完整的体系，也未能系统全面地从各方面深入论述文学理论问题，所谓“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正因为前人的理论未能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没有从根本上深入探讨文学理论问题，还停留在泛泛的议论上，理论水平不高，所以刘勰立志撰写一部“弥纶群言”、“深极骨髓”（《序志》）的《文心雕龙》。“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返归至道，才能达到浑然之境，蓄积力量，笔力始可显出豪雄）（《诗品·雄浑》），《文心雕龙》正是凭借着高屋建瓴的创作自觉和独一无二的“体大虑周”，[2]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理论批评巨著。

当然，《文心雕龙》的“雄浑”还取决于客体，即论著的体制结构。刘勰采用了《周易》中数的观念，建立起《文心雕龙》严密而明晰的结构体系，所谓“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序志》）“大易之数”即“大衍之数”，《易·系辞》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3]651刘勰把“大衍之数”运用到《文心雕龙》中，以五十篇的结构形式来包罗所有“文”的现象，而在五十篇的结构安排上，做到纲举目张、条理分明、前后贯通、逻辑严密。五十篇不是孤立的，篇与篇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文学的本源到文体的演变和分类，从创作理论到批评理论，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到作家的修养，真可谓“振叶寻根”，“笼圈条贯”（《序志》），次序井然。体制之庞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谋篇布局、结构安排，旨在通过建立一个弘廓空间来含孕八荒，从而获取更大的审美感染力。这种宏大的体制结构从整体上即显示出一种吐纳万象的恢宏之势。

《文心雕龙》“雄浑”的风格亦通过其内在的逻辑生出。《文心雕龙》由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割情析采和批评鉴赏四个互有联系的组成部分，构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其各层次、各部分之间，既是自成系统，又是互相联系和转化的，“文之枢纽”五篇贯穿全书，文体论二十篇，虽然专论文体，但是其“敷理以举统”部分论述各体文章的写作道理和文体的特点，和创作论部分可以互相补充，相辅相成。“选文以定篇”部分评论作家作品，为批评论提供了许多文学批评的实例，相得益彰。至于序言部分，如刘勰自己说的起着“以驭群篇”（《序志》）的作用。安排周密细微，紧凑而自然，显现出高度的逻辑性。范文澜评价说：“《文心雕龙》五十篇总起来是科条分明，逻辑周密的一篇大论文。”[4]至于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文心雕龙》注重对思想的阐释，以此证明和显现经书本身的道理具有绝对正确性，这种证明本身亦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而且全书不仅论证周密，梳史也极有条理，层次分明。刘勰在原道、宗经、征圣的思想指导下，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情感中，纵横古今，激扬文才，敷张扬厉，驰骋于“文”的世界，逻辑地阐释“文”的内在规律和及其所呈现的态势，无论是理性逻辑还是情感逻辑，都令《文心雕龙》表现出一种理性之力量，即以理服人、以势折人的力量，笔力尽显雄健奔放、豪雄浑厚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