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公元前249──前239年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吕不韦实际掌握秦国统治的时期。《史记秦本纪》说：“庄襄王元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吕不韦上任后推行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集中兵力攻击和蚕食韩、赵、魏三国。五年间得城池７０余座。有了这些城池后，他又把它们按秦国的行政划分设置为郡县，便于管理。吕不韦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清楚：除了放出样板给秦始皇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叫今后的天下永远是秦国的。要做到这一点，武力的征服只是外表的，而文字的征服在某种情况下却起着灵魂的威慑作用。这一点，吕不韦深深明了。要不，他那么“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做什么？不就是为了镇慑那些被他“征服的国土的他国国民”的么？

如此好的用心，如此良苦的忠诚，嬴政是不能看到的。嬴政为什么不难看到？嬴政不能看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秦始皇此时此刻膨胀了那种极端的狭隘的个人情绪（他完全把秦帝国的利益看成了嬴家私业，这也正是中国历朝通病。如果说，后来的帝王奉嬴政为榜样，那也不过是因为嬴政的家天下做法深入他们的灵魂而已）。这不能不说是吕不韦的一个历史与现实的可悲之处。这种可悲是他无法逾越的，当然更是他初衷所不能想像到的。

人们在说到嬴政与吕不韦、李斯与赵高时，他们往往能清醒地明白：文人与商人总是政治家晚餐时的牛排或者炸鸡腿！而且并不完全是充饥的，恰是举杯欢庆调节高昂的情绪所需的……

尽管有许多的文人晓知如此，但那灯红酒绿的气氛仍然使许多的文人朝政治家的身边靠，据说，那种诱惑真正地是不可抗拒。纵观历史，又有几人能幸免于作政治家晚餐桌上牛排或炸鸡腿的那种结局。范蠡、张良可以例外，那是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文章比官场重要千万倍。官场的实践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作为一种“论文”的“论据”。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范蠡的那篇“论文”代价实在太大。大到了没有情义的冷酷。他虽然可以坦然地对勾践说：“臣闻为天下者不顾家，况一未娶之女乎？”把自己喜爱的女人西施作为“礼品”献给了敌人。但后人总觉得他太残忍无情，要是今天的女子选他作丈夫，那一定只是物欲较强者。他把西施献给夫差，是作为自己最心爱的“衣裳”脱下来给夫差的。我想他“脱”下来的那一刻，一定是不准备再收回来的。而西施在作为范蠡的“衣裳”“借”给吴王夫差“穿穿”的时候，西施却付着沉重的代价来争取“重新穿到范蠡的身上”的那一天（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妇女受难蒙耻的血泪史，也许不假）。最终，范蠡在西施这件“衣裳”的“色”助下，支持勾践打败了吴王夫差，然后重新将自己的心爱的“衣裳”披上了身，与西施隐居于太湖。这不是一般的文人所能做到的，所以，历朝历代都把范蠡与西施奉为至贤而敬之。张良面对刘邦给于自己的高官厚禄却看出了刘邦一统天下的希望以及刘邦胸襟狭隘的缺点，他把韩信推出，自己却远走高飞。这又是文人性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们能够这样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官场眼花绕乱的富贵金钱美女所迷惑、陷埋！但也有许多文人能够在官场的薰迷之中走向政治家的舞池，把昔日的上司作为舞伴拥入怀中，或令其作为发泄对象。这样的例子中外都有。他们能做到弃文从政，最可贵的一点是，首先摒弃了文人固有的传统美德，他们始终把文章只作为敲门砖或者向上的台阶，在他们后来的政治生涯中，你可以寻觅到他们立身之本的范文么？当然，他们的政治演说文章也是比一般政治家的文章要更有文采和鼓动性些。如果没有这么一点，肴肉不也就是咸肉了么？妓女与已婚者不是可以等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