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浙江余某因命案羁于官府，家人求于京都某要员。某要员索卷宗阅后传话问：“你是要不杀头，还是免于官司？”

原来，这卷宗中有“史氏扯入余府被奸”，“不顺自缢”句。这是要害，要想不死，只有改动这句话。余家人提出免于官司。要人便下话，黄金三千两。

下文如何？余自然是当场没有死。官家报给朝廷的文中，上面那话改成：“史氏闯入余府寻奸”，“不畅自缢”。这本来就有些文理不通，何谓闯入人家去寻找人通奸？又是没有满足而死在人家家里？这女人已经这样欲淫难止？在那个时代怕是无人敢相信的。没人敢相信又有什么关系？只要皇上朱笔一批就成。那时，皇上正忙着后宫选花，批文之事有人代之。代者可以不负责任的，但朱笔的威风还是可以一洒的，于是，世上又多一冤案。后人在笔记中录：史氏未婚，竟闯他府寻淫；神笔一动，轻取黄金三千。

据饱读古文的施先生说，这类事多如年毛，史书取其一毫编存后世，充栋汗牛也。我要说的只是，当年吕不韦悬书城门，索改一字赠千金，被历朝官场动用得淋漓尽致。而且是用不着再说什么话，只让你看看上面那个例子里的事实：“扯”成“闯”，“被”成“寻”，“顺”成“畅”！真可谓中国的文字其妙无穷啊！我想，九泉下的吕不韦老先生见到“一字千金”如此深入“精髓”！定要扯那狂夫嬴政好好看上一眼，叫嬴政小儿知晓：真理一千年，光芒更如矩。

说了许多的话。读者可能会问：“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文人？”

我爱“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式的文人。这类文人，从春秋至清到今天的沈从文，还是很多的。正是他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中国的历史正是由于他们的介入，也才有成功的希望。

我更怀念那种以天下为大任，救民众于水火的好皇帝。宋朝的仁宗皇帝大概是位好皇帝。他好在哪里哩？我们且不说他能用包公。我们只说在朝廷举行应策试时发生的事。当时，欧阳修举荐了苏轼，杨畋举荐了苏辙。不料考试之前，苏辙突然病倒。宰相韩琦闻知，立即报告仁宗皇帝：“今岁应召制科之士，唯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限而俟。”仁宗准奏。此事见《宋史》。

常有人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世何无英雄？倒是世不识英雄，错将竖子树成名！我们说，如果嬴政从正面能够认识和理解了吕不韦的一连串的做法，我敢说，中国的历史就不会是这样的一种写法。许许多多历史的悲剧将不会是那样的了。

我一直以为吕不韦这个人的个性是会做出那种“布咸阳市门，悬千金予增损一字”的事的。但我不能明白，那么一位甘愿毁家而立国君获利的商人，却又那么鲁莽地冒天下之大不韪？会不会问题出在这个《史记》是小说体上面？中国人把《史记》当史，而司马迁却又喜欢为了显示自己的文采而动用一些“修饰”，是否会在吕不韦这个人的个性上再“修饰”一个情节，来一段“布咸阳市门”的妙文？我说这种话的原因就在于我觉得吕不韦这样的行为与他花那么大代价准备的心态、精神、情绪、时间都不相符。是否因为吕不韦未脱文人的浮躁而莽动（他不是文人，只是商人，商人见利而动心不动情，更不会无利而莽干的）？还是他作为政治家的一种特殊手段？没有人说过，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但吕不韦虽有政治家的身份，却仍然只是文人的心态，商人的计谋。这样的身份与政治家较量，怎么能不失败？后来的历史在说到他这样的人时，不也都是那样地说的么。既然别人不能逃脱那种厄运，一个商人出身的吕不韦难道就能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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