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孟子时，极严厉地批评他的“性善论”，同时，对“性恶论’给予一定的好感。但是读到荀子的“性恶论”，这好感又没有了。这怪不得我。我对“性恶论”寄予的希望，让荀子一一给我毁灭了。是的，“性恶论”可以引出分权学说，如亚里士多德；也可引出专制理论，如荀子。“性善论”与专制结合．还有劝人向善的意愿，“性恶论”与专制结合，只能是血淋淋的暴政。“性善论”与专制是孪生手足，不可分离，所以，要避免专制，必须在政治学领城内反对“性善论”。“性恶论”则可以有两条走向．只可惜荀子走错了！他从“人性恶”的前提中，引出了冷酷无情的君主专制理论，并由他的学生韩非和李斯使之又变成了血淋琳的政治现实。并且这种血淋淋的政治体制竟延续了两千多年！

我估计荀子与孟子是见过面的，孟子死时八十四岁，而那时荀子己是五十多岁了。又恰巧都在齐国的稷下学官呆了那么长时间。说不定荀子还听过孟子的演讲辩论也难说。但这个晚辈在他的著作里点名批评孟子，说孟子“非常怪诞而不伦不类，神秘而不可通晓，晦涩而不能理解。”（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非十二子》）这个批评例真让我糊涂了。因为孟子的著作固然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地方，但却一点不神秘，不怪诞，不晦涩。大约是他与孟子在很多根本问题上见解不同，便也像孔子杀少正卯，孟子力距杨墨一样，对不同意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倒是儒家的一贯作风。在《性恶》篇中，他更是对孟子实施重点打击。他开口即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让人觉得他不经论证，先就如此下断语，武断得不得了。这大约也是由于对孟子有成见而意气用事。郭沫若先生认为这是荀子想独树一帜，招人喝彩，也可备一说。

孟子证立“人性善”，有所谓“十大论辩”，（请参阅前面《孟子》一文），可谓苦心孤诣。而荀子在论证性恶时，也如法饱制，以数量取胜。在《性恶》一篇，“然则人之性恶，明矣”，这样的结论性句子，凡九见：可见数量之多，但质量仍然不尽如人意。郭沫若先生就指出其中的“无之中者，必求于外”一节实属勉强。在这一节里，荀老先生先定下一个前提：假如本身不具有，必向外寻求，反过来．“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本身其有，就不必旁求，结论：“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他从人求善的冲动与欲望推导出人性中缺少善，从而论证人性为恶。对这种论证，我们可以反问他一句：渴求善的冲动，也是人性中的恶的推动吗？答案如果是“是”，那么人性中的所谓“恶’自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我们下文将谈到，荀子并不肯定人性中的“恶”，如果是“不”，那么，这种推动力又是从何而来的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