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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倡“人性恶”，还有一点也应该明白，那就是，“恶’往往借权力来实现，因权力而肆虐。只有绝对的权力，才能使恶绝对地实现。而荀子为了防止普遍的恶（这一点他也开后来理学家的先河，认为人民的人性中普遍地、大量地、每时每刻地存在着、产生着恶或败德的欲念），他竟天真而荒唐地想出一种方法：用绝对的权力来防止世俗之“恶”。这就出现了荀子“性恶论”的第一大恶果：绝对的君主集权与集权政抬。他说——

树立一个绝对权力的君主，以便昭明礼义，是因为人性本恶（必须有所镇压）。

［原文：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性恶》］

因为“人性恶”，所以要立一个可以“为人师”的君上．用礼义的方法来对付人性这个毒蛇猛兽。这样，君为体，礼为用，荀子的政治蓝图就一笔而就了。反过来——

去除君上的权势，没有礼仪的教化，消除法正的治理，没有刑罚的禁止，靠在一边旁观天下百姓的相处，像这样，就会强者加害弱者而侵夺之，重者欺凌寡者而讹诈之，天下的混乱灭亡不要片刻就到了。

[原文：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性恶》]

这里，人民不但是愚氓，而且是品性不端、顽劣丑恶的愚氓，是注定要堕落的愚氓。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荀子抬高世俗之君的地位，使之统御人民，也就可以理解了：

现在的人，假如没有遵从的法律，就会偏狭艰险而不正派，没有礼义的约束，就会悖理暴乱而不治理。

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