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有很多人认为我是研究武侠、研究金庸的,我总说“非也,非也”。我不是研究武侠的,也不是研究金庸的,那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那不是我的专业。我本人既不武也不侠,我小学时候学过一个星期的武术,因为压腿太疼了我就不去了,我不愿意学了,其实是我不愿意吃苦。但是我找了一个借口,我说当年霸王项羽学剑后来不学了,因为打不倒几个人,我说我不能学武术,我要学一种功夫一出手能打倒一万个人,其实是给自己的懒惰找个借口。我现在在学校里当老师,我是搞现代文学研究的,我研究的是经典的现代文学,是鲁迅、茅盾、曹禺、老舍、郭沫若等人。我为什么去研究武侠顺便管了人家的闲事呢?原因很复杂,不该我管的事情我去管,是因为没有人管这个事情,是因为管辖范围、管辖职责出了问题,产生很多人越界维护路段。这是我和武侠的关系。
武侠与现代文学有关系。现代文学是做什么的?现代文学不是风花雪月,现在大家不知道大学里的学者、中文系的人是干什么的,社会上的人以为中文系就是风花雪月、咬文嚼字、舞文弄墨的,他们从中学的语文课出发去想象中文系。比如当年我考北大中文系的时候,我的父亲非常不理解,他说你上了大学还要学语文呀!天下还有你不认识的字吗?你还要学多少字呀?老人家以为学语文就是学习不认识的字。大部分人不知道中文系是做什么的,在北大有个做招生咨询的开放日,我看到很多家长在各个系的小摊面前来来往往,但到中文系小摊前的家长寥寥无几,有几个家长从中文系的小摊前匆匆走过,一个家长说:“中文系?中文系是做什么的?”另一个家长说:“中文系就是念小说的,历史系就是讲故事的。”我给他们补充了一句:“哲学系就是看风水的。”我们大多数家长不知道大学里的专业是干什么的,他们容易望文生义,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指导自己孩子的命运。他们可能认为金融系就是赚钱的,管理系就是当官的,他们其实不知道金融系是帮助有钱人数钞票的,管理系是给别人当孙子的。社会和大学的隔膜太多。
一方面我们的科学研究成果在世界上并不低,我们的大学水平是比较高的,而我们国家落后在大众的层面,我们很多城市现在搞市民讲堂,我对此很赞成。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水平体现在普通大众的水平,那些精英的水平我国早就已经很高了,有鲁迅、巴金、茅盾这样高水平文学作家的国家是不多的。美国很强大,但连半个鲁迅都没有,美国的作家和思想家与鲁迅一比都浅薄得很。但它强大在哪儿呢?它平均水平高,普通市民的水平比我们普通市民的水平要高,所以他们没有鲁迅无所谓。我们有一个鲁迅,那么有多少人懂得鲁迅呢?大家是如何接触鲁迅的呢?是通过上学。如果不是中学语文课本里选了几篇鲁迅的课文,谁会去图书馆找《鲁迅全集》来看呢。你们有过这样的冲动吗?没有。我们大多数老百姓没有这样的意识:我没事了,我现在工作了,我现在有自由时间了,我要把《鲁迅全集》读下来。全国有多少这样的老百姓?没有。全国如果有十分之一这样的老百姓,中国早就强大起来了,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五四”时提出民主与科学,差不多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社会层面、大众层面的民主与科学意识还这么不如人意,还这么差。
一方面我们的宇宙飞船已经上天了,另一方面我们又有非常愚昧的理念,为什么落差那么大?是因为很多人不接触高科技,不接触高深思想,但不能怨群众,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太高深,本来就很多人都不懂,我们国家缺乏一个转换机制,缺乏把高深思想、理论转化成大多数民众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去讲课?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在学校能算你的科研成就?”那当年鲁迅为何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呢?他要做的就是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向民众普及一些高深的思想,鲁迅自己的影响效果不强。我们今天的学生一上学就有鲁迅的课文,而当年鲁迅的书出版时有多少读者呢?那时鲁迅的书出版也就印几千本,几千本在当时是不小的数字,可以保证赚钱,但几千本在中国算是什么数量呢?中国有四五亿人口,只几千人上万个人读过鲁迅的书有什么用。这个数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还是靠互相启蒙。这个社会是大家在呼呼沉睡,社会进步很慢。老百姓是怎么接受民主与科学的呢?国家如何慢慢前进?大部分老百姓民主与科学的意识如何来的?显然不是从鲁迅、郭沫若、茅盾来的,而是从比他们水平要低的作家来的,从张恨水来的,老百姓不读《彷徨》但读《啼笑因缘》,《啼笑因缘》改编成各种文艺形式。
张恨水是全国最著名的作家,鲁迅并不是著名作家,鲁迅是作家最佩服的作家,老百姓大多数不知道鲁迅是谁,后来知道也是教科书告诉我们他是最牛的人,大家都知道张恨水。张恨水在重庆过五十大寿时,老舍写了一篇文章,说:“张恨水是全国惟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老舍是新闻界读者最多的作家,但在全国拥有最大批读者的是张恨水。尽管大家没有读过鲁迅,但读了张恨水就知道包办婚姻是不对的,是会产生悲剧的,要自由恋爱,军阀是罪恶的,要以人为本,这些思想通过他的文学来传播。我们国家大众文学的这块十分落后、十分薄弱,有多方面的原因,原因很复杂。我们国家一惯看不起大众,我们的知识分子总是以精英自命,这与我们的传统有关。很多人不读书,一部分人读书后把自己和大众区别开来,读书人变成一个很神圣的东西,读书人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这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我清楚地知道和西方在哪些方面有差距:我们差在中间的层次,西方认为读书和吃饭一样很普通,所以他们并不一定有专门的书房;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搞一个专门的书房,把读书看成是像沐浴焚香一样,搞得很神秘;西方人在书房厕所里到处摆着书。我在卫生间摆了很多书看,很多人认为我不尊重那些书,但我认为人最喜欢的书才摆在卫生间,在最需要愉快时才会读这些书,不要把这些书搞得那么神圣高雅。在1949年以前即现代文学时代,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是张恨水,共产党看到这一点,培养了自己的张恨水,培养了赵树理、孙犁这样的作家。鲁迅固然好,鲁迅是我们的旗帜,但鲁迅的东西是需要转化的,大多数人看不懂,连鲁迅的母亲都看不懂鲁迅,鲁迅是启蒙者,但连自己的母亲都启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