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定有人要说，《鹿鼎记》虽用了一些历史人名，影影绰绰地涉及一些历史人事，但实际所写却纯系虚构的武侠故事，怎能与历史扯上关系呢?

诚然，《鹿鼎记》虽比金庸其他小说包含着更多的历史因子，但毕竟还不是历史，更不是提供史实的信史。我们说的是小说《鹿鼎记》颇有历史意趣。小说，即使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小说，也并不负责给读者提供史实，何况认为《鹿鼎记》“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还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再说得远些、绝对些，就算不是历史小说而是历史书，比如钦定的正史，您以为它所记述的就全是靠得住的史实吗?当然不是[2]。反过来，小说，包括历史小说或武侠小说，就不能具有历史的意趣吗?那可真不一定呢。

关键是，所谓历史意趣，究竟是个什么玩艺儿?

我们所说的历史意趣，并非历史的事实，而是指表露在或渗透在、隐含在小说中的史观、史感、史见、史理、史论，归根到底，是作者心中的史意和笔下的史趣。这一切，简言之，便是作品的历史意趣。这在《鹿鼎记》中倒是确实存在的，作者曾费心做了提示，我们在读时也能有所体悟。下面我们试来分说，看看是否有点道理。

《鹿鼎记》贯穿着明清易代这个历史时期的根本政治问题，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说，就是谁来做皇帝的问题。这是专制时代最重大的政治现实，也是历来史书的核心内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金庸对种种传统观念提出疑义，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

小说一开始，已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代，清政权已建立，但还不甚稳固。小说不但揭示清朝“以马上得天下”的血腥性质，更揭示了它为巩固统治所实行的高压政策之凶残无道。汉族人民奋起反抗，无疑是正义的。这里就显示了一种有关国家兴亡、统治权更迭、民族压迫和反抗，特别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永远是老百姓吃苦受难的史观。读《鹿鼎记》对这一点感受颇深。

到了康熙时代，情况发生变化。小说写康熙励精图治，写顺治要他对百姓“永不加赋”，并告诫他“能给中原百姓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那么咱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1]785顺治是否真如此想和说，不可知，是由金庸所赋予，实际上传达的是作者自己的史观。下面对康熙的描述同此。书中写康熙常以明代皇帝做镜子，以“百姓是否过得好”为标准来反思和检点自己，来修正行为，调整政策。这就对传统“明夷夏之大防”的历史观，提出了异议，认为不管是什么民族入主中原，关键是要对百姓好，政策措施要有利于百姓生活，否则他就没有资格，也根本做不成或做不稳皇帝。作者显然很懂得，而且承认：中国的皇帝并不一定非得汉人来做不可。在专制时代，如果一时还不能没有个皇帝，那么非汉族的明君未必比汉人的昏君暴君更坏，这样的人取代汉族人当上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不止一次，自有其取胜的理由，而对国家和百姓来说，这未必就比汉人当皇帝更坏。至于做皇帝的难处、苦处和承受的心理压力，历史上昏君、暴君形成的主客观原因等等，书中也有所触及和探讨，这些也表现了作者史观的某一侧面，因非重点，这里且不赘言。

小说的另一边是写反清复明的势力，这里同样表露着作者的史观。第9回、第14回写分属不同派别的明遗民，虽一致反清复明，但又各拥其主，各有私心，南明福王、唐王、鲁王、桂王各有旧部，明朝复辟八字尚无一撇，为了究竟是让朱三太子还是让朱五太子来当皇帝，已争得不可开交，几乎要发生火并大打出手。小说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反清阵营某些人的愚昧腐朽，对他们一心拥戴朱明的盲目愚蠢思想作了深刻批判。一方面，描写某些人一心复辟的小九九，他们成天梦想的是做个开国元勋，是谁当宰相，谁当兵马大元帅，只想分赃摘桃；一方面让一位江湖上并不知名的超一流武林高手(设计此人以示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出来说一番惊世骇俗的话：“将来驱除了鞑子，崇祯、福王、唐王、鲁王、桂王的子孙，谁都可以做皇帝。其实只要是汉人，哪一个不可做皇帝?……大明太祖皇帝赶走蒙古皇帝，并没有再请宋朝赵家的子孙来做皇帝，自己身登大宝，人人心悦诚服。”这番话为在座群雄“人人闻所未闻，无不脸上变色”[1]514。而这正是金庸与传统旧式史观大唱反调的地方，与前述皇帝并非汉人莫属的观点相映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