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对于历史的思考，方面很多，这里再说一点。在畅写毫无政治经验的韦小宝莫斯科之行“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后，书中对真实历史、传统正规史书与民间传说、小说戏剧说书之间错综复杂、相辅相成却又难以理喻、罕有人思及的有趣关系作了一段说明。这段文字(包括正文与注语)不长，含意却相当丰富。其大意似可概括为以下数条：(1)史书因种种原因，并不能尽记史实；(2)未被史书记载者，却未必不是史实；(3)小说戏剧说书恰恰就要写出被历史所遗漏的故事(不一定是史实，但也不一定绝非史实)；(4)小说戏剧说书所讲的故事，往往凝聚民间的智慧，而通过某些历史人物影响于长时段的历史；(5)所以，小说戏剧说书自有一般史书所没有的力量和功用[1]1421。我们试把金庸的小说语言加以逻辑化，是不是挺像一种说理文章的提纲?其观点对否，尽可见仁见智，但蕴含其中的历史意趣，是不能否认的。原来，小说和历史真的可以并无绝对界限(相对界限还是有的)。正史中有小说，笔者曾有专论，有兴趣的先生可费心参看[2]。小说可有史之意趣，这是我们对《鹿鼎记》的看法。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学术界先生们的评议和审定。至于当代小说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主客观两方面均颇具历史意味，这已有很多人说过，我们也是赞成的。

金庸《鹿鼎记》的创作实践证明，小说即便是被一些人轻视的、以为不过是娱乐消闲之资的武侠小说，也是可以蕴含历史内容、历史道理和历史意趣的，而且可以很丰富很深刻。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言，小说是否含史，是否含有历史意趣，历史意趣的浓淡，对作品的思想高度、文化蕴涵、艺术品位，总之，对作品审美价值的关系很大。当然关键不在于写入的史实多少，而在于作者史观、史感、史识、史论的表现是否丰富、高明和深刻。从金庸全部小说来看，他是个历史意识很强，历史感很丰富细腻的人。他的小说往往置于程度不等的历史背景之下，往往具有多少不同的历史因子。而到了《鹿鼎记》，虽在情节安排上仍采用许多旧套，如江湖上仍是派别林立，如各派都在寻找《四十二章经》，犹如另几部小说之争寻和抢夺某种武林秘籍，但却与真实历史贴得更紧，抒写史观、史感、史识，发表史论、史见的地方更多，从而在主观上将一部武侠小说当作历史小说来写，以满足他对历史进行研究和评论的癖好。金庸早已功成名就，名满天下，但他会在耄耋之年毅然负笈英伦，正式投师学史，撰写史学论文，攻读史学博士学位，看来是有深刻强烈的内在动因，而绝非偶然，更非一时冲动。仅用小说形式表露史感史识，对金庸来说显然还不过瘾、不痛快，故他还要投身纯粹史学的海洋中去徜徉浮沉一番。如果真是这样，衷心祝愿他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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