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说《鹿鼎记》原本连载于1969年10月24日至1972年9月23日的香港《明报》。后来出版修订整理本，作者在《后记》中写道：“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1]1989。此后，金庸果然未再发表过武侠新作，故《鹿鼎记》一书遂被普遍认为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封笔之作。值得注意的是，《鹿鼎记》写作和连载于1969年至1972年，正是中国内地“文革”后期，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金庸不仅是一位小说家，更是一位关心世事的政论家，常常一支笔写出风格迥异的两样文章。然而，令人费思的是，这两样文章中是否有可能流荡着某些共同的思绪，表达着某种共同的感受与想法?已经有学者指出，《鹿鼎记》人物、情节、风格中渗透着时代风云的投影，认为金庸之所以会创造出韦小宝这个典型——文不会写，武不会打，全凭油嘴滑舌混成皇帝近侍，却能游走于朝野江湖，左右逢源，占尽便宜——是与那些年代中国政坛某些怪现象分不开的。这确实是解读《鹿鼎记》的一个极佳角度，令人深受启发。本文的思路与之近似，是要从金庸《鹿鼎记》的游戏笔墨中探索其所欲表达的历史感受和历史见解，不过，这里的历史指中国漫长的古代史，并不专指“文革”这一非常时期。

开场白说过，让我们进入正题。我要说的是《鹿鼎记》的历史意趣，可是话却要从与其相对的游戏笔墨讲起，不是故意绕弯，是因为历史意趣深藏于游戏笔墨之中。

《鹿鼎记》叙述在妓院长大的小人物韦小宝的游历发迹故事，全书从总体构想到情节场面、具体细节，再到行文用语，充满了游戏趣味，风格诙谐戏谑，幽默调侃，讥刺嘲讽，无所不用其极，是一部集游戏笔墨之大成的杰作。

其实，这部小说本来也满可以写成一部真正的英雄传奇。即使就是现在这样的格局，时代无需变，背景无需变，众多登场人物无需变，各帮派关系亦无需变，惟一要变的只是主人公——倘若不是像现在这样描写韦小宝如何被命运之手摆布，瞎猫碰死老鼠似地闯荡江湖，而是把全书笔墨重重地落在韦小宝的师父、反清复明的志士陈近南身上，致力于刻画这位被各路好汉衷心颂扬、顶礼膜拜的天地会首领的所作所为(时谚有云：“平生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那么，岂不就有可能与《射雕英雄传》等齐肩比美，比如叫做《鹿鼎英雄传》什么的?

但金庸行使小说家的莫大权力，偏让韦小宝充当主角。虽然韦小宝被封了个鹿鼎公，但毕竟只是个出身微贱的小痞子、小流氓、小混混，生性惫懒荒唐，又沾染了妓院市井的种种恶习，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样样来得，至于满嘴谎言，脏话连篇，更是小菜一碟。以这样的人为主角，写他的奇遇、险遇、艳遇，写他的调皮、鬼精、刁顽和赖劲儿，小说的基调焉能不如上所说，使该书充满游戏之笔?

康熙智擒鳌拜本是历史，算得是康熙临朝之初的一件大事，史书有载。可在《鹿鼎记》中被写成了什么样子?先是小桂子与康熙的巧遇和练武(且不说韦小宝之变成太监小桂子，并在皇宫安然存身，是多么荒谬而蹊跷的戏笔)，接着是康熙与小桂子超越主奴身份的友谊，然后是康熙与小桂子合谋以12小太监与鳌拜戏斗，想以此法擒捕鳌拜。然而事情并不顺利，堂堂满洲第一勇士岂能如此容易就擒?结果是逼得康熙走下龙位，亲自扎了鳌拜一匕首，小桂子撒香灰迷了鳌拜双眼，又用香炉砸昏鳌拜，才算把这位勇士兼辅命大臣捆绑起来。鳌拜关在狱中，又是韦小宝用鳌拜自己的匕首(小宝抄鳌拜家所得)将他捅死。清史上实有的一件大事，因为具体细节的缺载，就这样成全了小说家，给金庸提供了放胆虚构和纵情戏说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