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二，全书故事在清初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展开。一面是明亡未久，反清复明势力犹存；一面是新朝欠固，野心家觊觎之心难泯。所以贯穿全书的矛盾线索便是有人要反清复明，有人想趁机自己做皇帝，有人则要巩固政权。全部故事既围绕着国家统治权而展开，小说人物的设计也就完全为此服务，从小说人物关系的结构图式即可看出一种“史”的规模和气魄。简单地说，上有代表清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和以他为首的整个统治集团(当然集团内部又存在错综复杂、你死我活的争斗)中有种种威胁清政权的政治势力代表，亡明的众多孽子遗臣，从福王、桂王、唐王的旧部到占据台湾的郑氏家族；虽失败而人还在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以及他的旧部)；以降臣吴三桂为首的三藩；西藏、蒙古野心勃勃的部族首领和宗教头目；甚至还包括觊觎中华土地财富的俄国侵略者。值得注意的是，上、中两阶层的人物，虽皆不免粗线条和脸谱化，但在《鹿鼎记》书中多以真名出现，他们往往在正史上有传记，或有案可查。至于下层，则有不愿被满族统治的汉族百姓，包括许多文化人(其中不少也是历史上实有之人，如上面提到的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以及犯了文字狱大案的庄廷鑨等)、没文化的天地会会众、各派武侠和普通百姓——本书许多虚构的侠客多数就出在这个群体中。这样的人物设计就将清初社会人等的基本结构按政治立场作了分解和具体化。这种设计是建筑在作者对清初这段历史中各色人等的政治分析即历史见解之上的。

证据三，本书故事大框架基本置于历史事实之中。如康熙之擒拿处置鳌拜、吴三桂的终于反叛、台湾郑氏的复明斗争与结束、中俄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等等，都是历史上实有之事，小说中的表现往往也是有传说影子的，虽然有些因素，主要是时间和人员因素在小说中有所变化，作者为此曾不止一次地在小说中插文作注，予以说明，强调大关节的合历史性质——这在小说，尤其是向来强调娱乐性的武侠小说中，是很引人注意的特例。最突出的是韦小宝与俄国人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一段，作者多次直接以注释的形式声明描写的真实性。如罗刹国书由荷兰教士译毕，作者注曰：“此通俄罗斯国国书录自史籍，正确无误，惟最后一段关于韦小宝者，恐系小说家言，或未可尽信云。”[1]1877又如俄国沙皇给派驻东方的总督亚尔青斯基的密谕，作者注曰：“此为真实文件，当年康熙逮捕俄国使臣，将其监禁半月后递解回国，没收此文件，存于宫中档案。原件摄影见‘故宫俄文史料’”[1]1880。小说此类注释和按语甚多，为了加强历史色彩，金庸几乎赤膊上阵。不过，文章篇幅有限，这里就不赘引例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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