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笔下，以反清复明相号召的各派，台湾郑氏、天地会、沐王府，江湖各派英雄等等，其实都是各有打算，且每一派内部也充满明争暗斗。小说并未一味肯定他们，相反却有讥嘲不屑之意。这又是作者史观的一种表现。小说中真正的志士当然也有，如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但他虽品德高尚、武艺高强、智谋超人，在江湖上大有名头，一牵涉到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斗争，就毫无办法，不要说天地会与沐王府的分歧他无力调和，台湾郑氏府中的矛盾他没法解决，连自己的性命最后都冤枉地丢在他所忠心护持的主子手中，一身武功的他竟被庸懦卑劣的郑克塽背后插刀所暗害。陈近南之死是小说发出的反清复明绝无成功可能的信号。还有潜伏在清政权中的反清义士吴六奇，也惨死在自己人盲目的杀戮之中。试想，如此各怀鬼胎的反清，其真正动机岂不可疑?如此盲动胡搞的反清，又岂会成功?退一万步，就算侥幸成功，明朝能够复辟得起来吗?再退一万步，就算明朝真的复辟，天下能太平吗?还不是打得一塌糊涂!老百姓又怎能过上安稳日子?更甭说他们渴望的清平世界、富足生活了。小说显示，作者实在是把这种争夺政权的政治看透了，在专制独裁的社会体制下，一切打着冠冕堂皇旗号的政治，其实无非是各利益集团的生死搏斗，这种争斗的真正动力，实来自各集团首领无限膨胀的权力欲望，下层百姓的卷入，不过是各派力量砝码的增减而已，对他们自己只意味着无穷的苦难。小说一开篇点明“问鼎”、“逐鹿”原来的出典“专指做皇帝而言”之后，还沉痛地点出：“咱们做老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1]7

这难道不是对中华几千年历史(乃至人类文明史)最浅显却又最深刻最痛切的概括吗?这正如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痛心地感慨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正如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生活的令人痛楚的概括：若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是左右都离不开当奴隶啊[3]。这里所言与上引“鹿是死定了的”说法，岂不有异代同悲之思，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观点或许有人不赞成，或许有人不欣赏，但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充满客观和悲悯精神的历史观，是能够引起广大百姓共鸣的。

第41回写在种种内因外因迫促下，吴三桂终于起兵反清。于是康熙下诏，内有“谁能抓到吴三桂献到军前，皇上就封他为平西亲王”[1]586的话，这当然是戏笔，但却引出了史意。请看，下文便写韦小宝“心痒难搔”，写张勇等武将均想：“吴三桂兵多将广，要抓他谈何容易?”写李力世等想：“我们要杀吴三桂，是为了他倾覆汉人江山，难道真是为鞑子皇帝出力?但如韦香主做了平西亲王，在云南带兵，再来造反，倒也不错。”第42回继续写反清群雄对康熙和吴三桂的态度，自出虚构无疑，而亦有同样的历史意趣。归氏三侠决意进宫行刺康熙，群雄中有人反对，认为这是帮了叛贼吴三桂的忙。“众人商议良久，有的主张假手康熙，先除了吴三桂，再图复国；有的以为吴三桂虽然奸恶，终究是汉人，应当助他赶走鞑子，恢复了汉人江山，再去除他。议论纷纷，难有定论。说到后来，众人都望着陈近南，人人知他足智多谋，必有高见。”可是陈近南说了意见后，不但没能把众人统一起来，反而被人攻击：“陈总舵主这话，是不是有些为台湾郑王爷打算呢?”——郑王爷身边奸诈卑鄙的小人着实不少，叫人难以放心。这恼人的事实，就连陈近南都无法为之回护。而且反清之后又如何?也有不同意见，归氏突然冒出一句：“大明的崇祯皇帝，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把向来忠于朱明的陈近南等人吓了一跳[1]627－1632。这两大段描写所蕴含的历史意趣亦非常浓厚。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是在写普通百姓的政治主张，写他们一部分的政治生活，涉及了他们面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心态和作为。这是从来史家所不曾写过，不曾留心过，而却是十分重要、有价值的历史内容。有见识的史家都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可到底是怎样创造的呢?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政治问题，下层百姓是怎样想、怎样做的呢?历史上记载得极少且极不具体。近年西方新史学竭力提倡、要求史学家眼光朝下，不要光关注统治集团、社会上层，而应将注意力放到下层普通百姓之中，写他们如何生活，如何思想，如何行动。我国史学界普遍认同此点，近年出现不少细致钩稽描述百姓生活事实的史著。《鹿鼎记》这两段描写虽属虚构和揣测，反映百姓心理准确与否、深刻程度如何，完全可以讨论，但这毕竟是金庸用小说的样式实践了新史学的理论，是在小说的戏笔中放进了浓郁的史意，把小说的戏笔化成了沉重的史笔，其创新意义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