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作为《水浒传》中的领军人物，是阅读和研究这部小说当之无愧的第一人物。历史上的宋江和小说中的形象很不相同。在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中，他是“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的坚决反抗者，是“勇悍狂侠”、为了反抗封建压迫作殊死斗争的英雄。那宋江是如何从这样的英雄，成为小说中武不及鲁智深、武松、李逵，文不如吴用的“平庸领袖”的呢?

关于宋江形象变异的研究，历来倾向于两种说法：一是历史的观点，认为作者受了北宋亡后北方忠义军故事的影响，在宋江身上体现的是这些忠义军的特点；二是文化的观点，认为这种转变是由于作者受到“重伦理”的儒家思想影响而不断“醇儒化”的结果。但笔者在重新阅读作品后，感到无论哪种说法都不能完全使人信服。前者显得太空泛，我们应该如何去衡量忠义军的特点，忠义军的领袖就可以在文武方面不精通吗?后者说是受“重伦理”的思想影响，但这个观点的提出似乎只是集中于他的“忠义”观，那如何解释他面对李逵丧母后的“大笑”、他为赚秦明上山的不择手段、他几次三番的血腥报仇呢?笔者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的“创作动力说”也许可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新的切入口。

一、理论与背景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认为，“艺术作品，是无意识愿望在想象中的满足；像梦一样，具有调和的性质；不像梦中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性产物，它旨在引起他人的共鸣，唤起并满足他人相同的无意识的愿望冲动。”作家将自己在现实中受到压抑的情感和不能实现的愿望放在了作品中，凭借着作品、作者和读者完成了宣泄和实现。

《水浒传》的写作年代是元末，当时的汉人受异族的统治、歧视和压迫，导致人们的愤懑情绪广泛扩散。而《水浒传》所描写的徽宗时代，君主昏庸，奸臣当道，朝政腐败，是北宋社会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颠沛流离，谋生不得，只有铤而走险。这两段历史背景，得到了契合。而关于作者施耐庵，他有过短暂的做官经历，这使他对官场的不公和黑暗有了切身体会，也为他后来辞官著书积聚了情感和观念上的力量。看过《水浒传》的人都能体会到，这是一本“愤书”，在其中宣泄着作者的不满和压抑，而客观上，也替代性地满足了作者和同时代人的愿望。这种替代性的满足正是在“平庸化”的宋江身上实现的。

文人和普通老百姓很难在李逵、鲁智深，或者林冲、吴用等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些人物在根本条件上就与文人们存在太大距离，了解他们只是一种对“他者”的欣赏。而在“平庸”的宋江身上，则最容易实现自我的代替，他的本领自己都有，不是遥不可及的，同时这样的一个“我”又是众英雄的领袖，便使得自己的愤怒和愿望找到了一个宣泄和实现的路径。作家在创作时，将自己的形象重叠了上去，读者在阅读中也完成了这种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