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道书院建成后，一边搞教学，一边搞学术，并以学术成果指导教学，使其成为关中理学“三原学派”的发祥地，且影响深远。它的创始人王恕、王承裕及学子马理、吕楠等在继承北宋张载关中理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黄宗义（黎洲）在《明儒学案》一书中云：“关学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以学问者。故端毅（王恕）、康禧（王承裕）、溪田（马理）为三原之学”。

 

三原学派在“气与理”、“知与行”等问题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关学的哲学思想。在“气与理”问题上，承认“气”是客观物质的独立存在，“理”是指人的思维意识，“气”是“理”的认识对象，并隐约窥见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知”与“行”的问题上，将“知”落实在对实体事物规律的认识上，即“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王恕在《宏道书院箴》中说“匪徒知之，尤贵力行”，强调把知落实到行动上，体现出以行为基础的知行相统一的境界，从而做到“为理以改其知，反躬以践其行”。

 

三原学派在发展关学中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要求为人处世“崇实黜虚，注重气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宏道书院在教学上继承和发扬关中理学“崇实尚信，经世治国”，“学贵于有用”，“标守儒学，躬行礼教”的传统学风，实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教学方法，并依据朱熹所办白鹿洞书院之《书院教条》订立学规20条，对学习、品行、纪律、考核等都有严格规定，要求学子做到“体之以修身，推之以弘化”，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同时，学子们又深受三原学派影响，明以来三原出仕的官员和学者无不为国忧民，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崇实务本，时人有言赞曰：“居则岳屹，动则雷击，三原辈出忠良”。

 

 

宏道书院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难以详计的人才，其中出类拔萃者颇多。陕西明清“四大书院”，在明一代，实际上只有宏道一家，因为西安关中书院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在明代只存在了35年，故明代西北名士，多出自宏道。如明代著名学者，持正义坚贞不悔，举贤能彰显风节的明吏部稽勋、考功、文选司主事，明《陕西通志》主编马理；明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翰林院修撰兼经筵讲官、秦腔剧奠基人康海；明代著名学者、明正德三年（1508）状元、翰林院修撰、礼部侍郎吕楠；户部主事、员外、郎中、直隶保定知府、山西副使、参政，为官清正，不畏权贵的秦伟；力折权贵，冒犯天颜，直谏忠言，被廷杖致死的吏科给事中张原；斗不法皇亲，遭廷杖死于阙下，“直声震朝纲”的河南巡抚雒昂；一代名臣、吏部、工部尚书温纯等，枚不胜举。

 

到了清代，从宏道肄业而于朝野任职者更多，如三原王弘祚、梁世勋，高陵白遇道，礼泉宋伯鲁等，均属时之名士。三原明清进士及第者达138人，在陕西乃至西北各县中应属佼佼者，但138人中大部分出自宏道书院。

 

清光绪十九年（1893）朱佛光主讲宏道书院，倡导新学，宣传民主科学，使不少学子成为民主革命的鼓吹者和力行者。1905年陕西官费派遣留日学生30名，其中宏道高等学堂占15名，适值孙中山在日本组织革命力量，成立同盟会，这些学子大部分参加了同盟会。宏道学堂学子先后共有38人参加了同盟会，其中于右任、徐朗西、茹欲立、邹炳炎、李之鼎、宋元恺、柏筱余、高明德（又明）、董毓秀等成为中国和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和中坚。

 

在近、现代历史上，宏道学子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舞台上者，比比皆是，如辛亥革命元老、著名爱国诗人、最具声望的报人、教育家、近代书法大师于右任，现代水利事业奠基者之一、水利教育家、“关中八惠”陕南陕北“四惠”倡建者、近代科学治黄的开拓者、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老同盟会员、民国著名报人张季鸾，著名秦腔剧作家、西安易俗社创始人范紫东、高培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名者、建国初期教育部长张奚若，革命教育家杜斌丞、王援金，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奠基人、著名文学评论家、教育家、红学家吴宓等。宏道书院还为陕西及西北培养了大批纺织、土木建筑、水利、化学、制革方面的人才。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陕西及西北纺织、城建、水利、轻工业方面的专家和领导不少出自于宏道。

 

宏道不愧为我国明清时期教育史上的一颗明星。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