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给人的印象，从来是可敬不可亲，他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饱受世人误解，使他成为中国封建主义“道学”的伪君子。可是到了武夷书院，你的这种看法可能就会改变。

 

历史上尊崇朱熹并引以为志同道合者不在少数。朱熹去世后的第九年，朝廷解除了“庆元党禁”，还其以清白，宁宗皇帝赐谥曰“文”。十二年后，朱熹的《四书集注》被朝廷列为国学的必读课本，于是“家孔孟而户程朱”。康熙为《朱子大全》作序，称其“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钱穆认为，“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二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1998年武夷山申报世界“双遗产”，朱子理学是其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时任主席团成员之一的日本驻法大使，再三询问朱子是否就是朱熹？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认为武夷山一定能够评上，因为朱熹在日本太有名了。

 

“武夷书院”坐落于武夷山中大隐屏峰下。乍听地名，似乎朱熹有意归隐山野，当时陆游也有担心：“天下苍生未苏息，忧公遂与世相忘”。确实朱熹不热衷于仕途，从24岁担任同安主簿，到年老守朝奉大夫致仕，仕宦九载，立朝仅46天。他一生中上书请辞多达64次。就任漳州知州时，他就以身患足疾不能赴赐宴自劾，请求罢官予祠。朱熹在五六个宫观奉祠过，“武夷书院”就是官挂台州崇道观。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友张栻对他的追求最为了解。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著述和开办书院。朱子一生著作等身，后人为他编定的文集共分26门，有140卷之多。由他创建、修复、讲学及撰记、题词、题额的书院多达64所。1169年，他曾这样表示：“绝意仕途，以继二程绝学为己任，奋发读书著述。”也就在这一年他起意修建“武夷书院”。十三年后，终于把夙愿变为现实。

 

书院开办期间，理学学术活动空前活跃，朱熹的思想也逐步走向成熟，十多部著作陆续墨干。在这里，朱熹完成了其重要代表作《四书集注》，并以此为教材进行教育实践。他将自己和同仁著作刊发天下，和他讨论过、被他教育过的数百名学者、弟子走出书院，载道前往四面八方，推动儒学新的复兴。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教学近50余年，讲学、创建多所书院，其中尤以“武夷书院”最为影响重大。在武夷书院，传播理学思想的著名学者多达43位，使武夷山成为“三朝（宋、元、明）理学驻足之薮”，有“道南理窟”之誉。张栻感叹“当今道在武夷”，武夷山志云“此邑从此执全国学术之牛耳而笼罩百代”。

 

“武夷书院”不同朝代有不同名称，南宋末年称紫阳书院，明代改为朱文公祠，后又改称“武夷书院”至今。最早称为“武夷精舍”。精舍其实不精，占地三亩，土木结构，但其精在所处的位置，精在朱熹匠心独运，“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布局极尽山水微妙之极；精在朱熹自力更生，亲率弟子“具畚锹，集瓦木”，艰苦而又精细营建。朱熹告友人的一个“缚”字，道出书院的天然神韵，也表现出他经济上的窘迫。营建初始，朱熹友人赵汝愚官任福建安抚使，曾令武夷县令官资助修，但被朱熹婉言谢绝了，回信称这样“于义既不可，于事亦不便”。可是他离任南康军时，却把任上节余的三十万钱交给接任者，嘱其修建白鹿洞书院。

 

历代文化人给“武夷书院”留下了记、铭、序、疏、咏，寄题数不胜数，其中张挂在武夷书院大柱上的熊禾的两句话传诵甚广：“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年，道未有如文公之尊。”朱熹认为，大自然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只要多多接触，细细体察，就能发现万物之理，揭示运行之规。这是其“格物致知”认识论的通俗解释。他与门生畅游九曲，边走边吟，创作了“九曲棹歌”，高雅脱俗、清丽活泼、回环反复，吸引了由宋至清数十位诗家与之唱和。

 

思辩结合、教学相长是武夷书院的另一特色。朱熹治学讲学注重思和辩，不仅在于自身，而且在同道之间。如其所说，“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思考、思索、思维；辩论、争论、讨论，真理在思考中发现，道统在争辩中明朗。当然，论战难免伤及情面，你来我往不乏唇枪舌剑。但是朱熹真诚相对，心胸宽广。陈亮与朱熹对论时，仅为一位布衣，而朱熹已是官居五品，但他们对论持续十一年之久。“武夷书院”落成后，朱熹濡墨致函邀他前来，“承许见故，若得遂从容此山之间，款听奇伟惊人之论，亦平生快事也”。

 

在“武夷书院”，可以看到一个无意功名的朱熹，一个严于律己的朱熹，一个性情中人的朱熹。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