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雄视天下的古老学府，一座座石碑、一块块匾额、一幅幅对联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见证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代奇观。
　　从朱熹到王夫之，从魏源到曾国藩，从梁启超到毛泽东。任你“风云变幻”，我自“弦歌不绝”。这里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不管是春天还是秋天，夏天还是冬天，也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阴天还是雪天，它都以惯有的方式静候着，没有狂躁，没有世俗，没有颓丧，当你走近它的时候，你身上的红尘已被完全洗掉了。

　　在岳麓书院，呼吸是诗意的，思维透明。文化是心跳中最后一个秘密。

　　岳麓书院的历史已逾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出现过的书院何止万数。如此众多的书院中，岳麓书院因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人材辈出，而成为中国南部最著名的儒家教育胜地和文化学术中心，被尊为“天下第一书院”，“四大书院之首”。无以数计的文化人来这里，创造和传播文化。文化哲学大师朱熹、张栻、王阳明在此传播宋明理学，国学大师王文清、王先谦、皮锡瑞，教育家杨昌济，维新变法先驱谭嗣同、梁启超、熊希龄在此从事教育及文化学术活动，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郭嵩焘、胡林翼、刘坤一、蔡锷、陈天华、邓中夏在此就读，青年毛泽东也曾在此从事革命活动。其卓绝的历史背后，隐藏着文化的大气和读书人千年相继的文化梦想。

　　当然，我所讲的这些，如今只能从遗留下来的文化建筑之中去寻找了。

　　岳麓书院的前面挂着一块“千年学府”的大匾，到这里寻找文化的人，沿着它所构成的时间空间，可以进入清朝、明朝、元朝、宋朝，停留在某一个朝代的早晨或黄昏，依偎在院墙或花窗之下，寻找逝去时代空灵浩阔的文化。

　　岳麓书院的建筑，是专为文化人修筑的文人建筑，简古而淡雅，大体体现了古代读书人所需要的教学、藏书、祭祀三种功能。有明确区域划分，每一区域独立成一个完整的大院落。大院落又分成若干小院落，由亭台回廊连接，形成戏剧化的照映。庭院的构筑方式像一阙宋词，建筑语汇异而复同，同而复异，不拘格式，有流动的节奏感和立体化的层次感，徜徉其间，有电影蒙太奇的味道。

　　说这里的庭院是清畅而丽质的大家闺秀，大概不会有人妒忌。它的“大”，表现在气道上。其气韵耐人咀嚼，意象繁芜而没有拥塞感，想要把这种意象翻译成大家都能明了的通俗，似乎不可能，如同张栻朱熹的理学，需要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欣赏，而真正能精通的，只有那些与文化相亲相爱的知音。我常常想，一座庭院，要让它风景永驻，需要时间的长久关怀，需要在万千的坎坷中寻求不朽的知遇，需要贤人和文化的万千宠爱。

　　宋代以前的建筑实物存者渐少，岳麓书院的建筑布局大体在南宋时初现雏形，明代定型。

　　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旅游的人，穿过门廊庭院，最终在讲堂里停驻。这不单单因为讲堂的建筑历史悠久，而在于附着在建筑上的一次又一次上演的文化故事。因为文化，它有了灵魂。它的命运是与朱熹、张栻息息相关的，由朱熹、张栻所建立的教学与学术会讲体系，确定了这座讲堂的文化学术的传播方式。公元1167年，37岁的朱熹与年仅34岁的张栻在这里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学术会讲，二人同时登坛。会讲的高峰期曾三天三夜不下讲坛。由于二人生存背景不同，师承关系不一，且分属闽学和湖湘学两个不同的派别，在学术观点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一上讲坛便出现对峙，论辩双方互为论敌，气氛剑拔弩张、硝烟弥漫。那时节，正值深秋，堂前的枫香火一样红，树上的石榴灯笼一样明丽，油灯高悬在厅堂的上空，夜晚如同白昼一样亮堂。讲堂的青砖地面上及前庭的草坪上挤满了天下的看客，紧临书院的四周到处搭满了帐篷，载人的马匹多得连池塘的水都喝干了，一江之隔的长沙古城万人空巷，竞相结伴观战，妪叟妇孺如逢节日一般。两位世界级的大师，并未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合而贬损对方，相反加深了友谊，通过空前绝后的激烈论辩，各自梳理了思想，从对方吸取了灵感，打通了通向真理的路径。直至今天，这种宽容精神，仍然从余秋雨、余光中、金庸、黄永玉的演讲中透出来。电视对他们的讲学进行了实况转播，通过这座庭讲堂给社会注入了动力。

　　民国时期，有个叫宾步程的人在讲堂的入口挂了一块“实事求是”的木匾，自此以后，在这座讲堂讲学的文化人都保持一种竞技状态，内心好比有一帖道符贴着，一点也不敢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