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要弹得随意，不要弹得完美——况且不存在什么完美。

 

这就象最好的社会要自由，而不要人人都是拷贝的乌托邦一样。

 

赫胥黎说得好：“完美越多，自由越少”。

 

 

当一个现代书生发现《乐圃琴史》中有草药学先祖和隐士陶弘景的身影，而中医大家张景岳的《类经图翼》中有关于乐律的论述时，他也许会觉得诧异，医学与音乐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正是古中华文明最关键的问题，也是最伟大的问题：即分类学不发达。这种“不发达”看起来容易使一个学子混淆知识，矛盾学科，但是，这种“不发达”却使文明被有效地统一起来了。一个古代的读书人不可能只看一种书，也不可能只会一件事：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兵，史，经，堪舆，格物，丹道，禅定，服饰，烹饪，技击，礼数射御，奇门遁甲等等，只要能够学到的都必需学。文明是浑然一体的文明。

 

于是，我们在历代的许多非音乐典籍中，都可以找到关于音乐的论述。

 

乐道与琴道的思想充斥在《国语》、《庄子》、《孟子》、《荀子》、《墨子》、《尸子》、《管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吕览》、《论衡》、《周子通书》、《梦溪笔谈》、《焚书》、《夜航船》、《闲情偶寄》、《扬州画舫录》、《叔苴子》、《颜元四存篇》、《五灯会元》、《内经》、《本草纲目》以及《二十四史》等等等等各个角落里，更不用说浩若烟海的诗赋，杂文和传奇小说了。音乐一直是文明的重要构成体系。这种体系其实与西方的文明体系也有类似之处，譬如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就是一个哲学家，小说家，诗人，“圣徒”和歌剧作曲家；譬如法国政坛怪杰雅克-阿达利，既研究古希腊迷宫和集成电路的关系，也写出了一本叫做《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的书，从工业时代对音乐及人类社会的影响的角度，阐述了现代音乐家的处境。

 

古中华文明众多科目浑然一体的思想，本来源于对《易》的局部放大。诸子百家都是它的支流，甚至是支流的支流：如兵家，名家，阴阳，纵横与形势家是道家的支流；法家是儒家的支流等等。因此学中医必须通《易》，学书画，学哲学，学音乐，学琴也必须通《易》。据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通十三门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家书》与《冰鉴》，以及一些散乱的奏折，杂文与诗抄。但是，从他的气度与历史记载看来，他懂书法，兵法和玄学是无疑的，而且肯定也通音律。蔡邕不仅写《琴操》，还写《独断》与《笔论》。明末琴人李延昰就是一位医师，曾参加抗清起义，失败后隐居，专门替人看病。《易》云：“万物相生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天下没有完全矛盾的事物。

 

琴是古中华帝国文明的一个小局部，但这小局部里反映着全部的中华帝国文明，甚至反映着全部世界的文明。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说得好：“一片枯叶的坠落，也是全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