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好在哪里？在以民主、科学、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体系中，它究竟具有哪些研究价值？

首先从思想价值方面看，它的大部分作品虽没有走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传统叙事文学的老路，但它的一些优秀作品已经超越了儒家功利主义的人生观，上升到一种看破生死、无亲无别的庄老境界。有一个经典小段叫《十不亲》就有这种“死生无常，万事皆休”的宗教意味。它从天和地说起，一直说到父母、儿女、男人、女人、弟兄、亲戚、赌博人，历数这种种“人生实相”的虚空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都没有意思，什么都不要恋栈。

陕北地处边陲，长期以来又深受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历史上饱受战乱和贫困之苦，反映在说书里就有一种对生命和历史无以名状的苍凉和悲哀；同时也有一种大悲痛之后的大释然。

当然，这样“高端”的东西在陕北说书里是不多见的。正如古来的诗人很多，但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李杜”，写小说的成千上万，但传来传去只有四大名著是经典一样。在任何时代任何艺术门类里，成为一流的作品总是少而又少。这种结构正如金字塔，愈到顶端愈少，愈近塔基愈多。陕北说书也不例外。它的大部分作品还是没有跳出传统叙事文学的框子。爱情戏多半是公子落难，佳人相随，最后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公案戏多半是坏人当道，好人蒙冤，但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出猎人的眼睛，等一个清官出来，坏人就会被绳之以法，好人的冤屈就会随之昭雪。这都是传统文学“大团圆”的路数。

还有一点很有意义，陕北说书里男人不调戏女人，都是女人调戏男人，尤其令现代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女子都还没有嫁过去，只是从小订了婚，连未婚夫见都没见，就忠贞得不行，遇到紧急情况都是把家里的金银细软偷上，舍命相随。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这些作品都是男人写的，而且是读书的男人写的。再说详细点，就是“高考”落榜的男人写的。身为男人就已经很不幸了，再加上读书，大概就富不了，中不了举就更是没人看得起。实际情况大概是连老婆都讨不上。但在虚构世界里，越是穷愁潦倒，想得越美。这种叙事模式本身就是研究传统说唱文学的活化石。

从文学价值方面看，主要是它的夸张、类比、白描等手法的运用值得研究。

陕北说书里的“夸张”很多，往往很幽默，很搞笑，表现力极强。比如《温凉盏》里的女英雄张美容这样夸耀自己的武功：

我上天走过凌霄殿，下地走过鬼门洞。

大海里进过水晶宫，火神爷庙上点过灯。

诸如此类的“夸张”，往往是把一件事情的美丑、善恶、强弱、高下等推到极致，让人们从那种放大了的，甚至是变形了的状态一下就感知到这种事物的张力。这种夸张手段的大量运用，与说唱艺术这种特定的直接诉诸人们听觉的形式有关。在陕北，人们把欣赏说书叫“听书”，它和拿一个纸质文本案头阅读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能反过来掉过去细细品味。声音艺术“稍纵即逝”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调动听众的感知和记忆，因而非极尽夸张之能事不可。

当然，用的最多的还是白描。这是由说唱艺术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它要让听众一听就明白，就不能用过于含蓄的、逻辑化的或带有心理分析的句子。它必须用最直接、最明快的语言使观众一下就明白艺人讲的是什么，白描就是最好的手段。在描写“唢呐班子”进村时，就完全是白描：

手里拍个镲镲腰里吊个鼓，嘴里头吹那么个嘀嘀咕。

吹得响来打得亮，九音八调都配上。

先是得胜回营将军令，又吹了个张生戏莺莺。

除了常见的夸张、类比、白描等手段的运用外，陕北说书的文学价值还表现在它高超的叙事技巧上。比如，传统的小说在转折或分头叙述时，常常说，花开两头，各表一枝。陕北说书则常用这样的段落转折：

有人说我们书匠嘴太快，一口两家表不过来。

师傅给我教下个好办法，这家安住说那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