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现代，假如有一个让你白赚1500万元的机会，并且合理合法，你会放弃吗？肯定不会的。但万科董事长王石恰恰选择了放弃，这对一般人来讲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王石应合肥市长的邀请，代表万科同合肥国土局签订了1000亩土地的购地合约，并约定一个月内支付总价的25％作为首期款。三个星期后，万科的首期款还没来得及支付，合肥就传来消息：另外一家企业也看中了万科签下的这1000亩地，合肥国土局有意牵线让万科出让500亩，每亩额外补偿给万科3万元。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王石的下属高兴地向他汇报这件事。但出乎意料，王石指示：对万科来讲，500亩、1000亩都很大，退回500亩地，并且不要补偿。下属认为是听错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王石是一个注重诚信和商业道德的领导人，可赚到这1500万元并没有违反商业道德呀。王石向下属解释说，如果收了这个钱，公司就会出现新的神话：瞧，老板多有眼光，没动1分钱就赚了1500万元。这样会对公司员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员工们都会钻牛角尖去想办法倒腾土地赚大钱，谁还有心思去好好设计房子、建房子和精心维护房子？所以这钱万科不能要。

　　上面的三个事例，说明了得与舍的辩证关系。有时，“得”正合乎义理，“舍”看似高风亮节却不合义理；有时，“舍”正合乎义理，“得”看似合情合理却不合义理。所以，看待“义”的问题，不在一招一式的直接效果，而在于其长久的影响。

　　这些美国富翁是不是太傻了？

　　在舍与得之间，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两者辩证关系中各自是否合乎义理的显性评价指标。因为，企业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组织形式，作为资金与人力资本的汇聚之地，最有责任为社会贡献力量。

　　企业获得合理的利润后，纳税是企业以“舍”取义的最直接形式，体现的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政府通过税收，调节社会资源，税收体现社会公平，同时也为企业营造出更为良好的适宜发展的社会环境。

　　当我们的许多企业每年为偷漏税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的纳税意识已经融入每一个国民的意识里，成为企业和个人自觉的行为。当然，这种结果，与数百年来的制度建设和管理约束分不开。但到了现代，纳税已成为西方企业和商人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形式，尤其是那些商界的领袖人物。

　　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竞选时，为了得到美国中产阶级及富豪群体的选票，在竞选演说中承诺，一旦他当选美国总统，将大幅下调遗产税。这对那些富人们来说，应该有足够的诱惑力，因为美国遗产税的税率很高，一个人死后留给后代的财产，很大一部分会被国家以征收遗产税的形式拿走，颇有些杀富济贫的味道。出乎意料的是，布什当选以后，美国的四十多位大富翁（包括比尔?盖茨的父亲及被我们冠以“金融大鳄”恶名的索罗斯）联名给布什总统写信，竭力劝阻他实施降低遗产税的动议。理由很简单，如果降低了遗产税，国家就会减少税收，美国国民的教育、医疗等福利自然会受到影响，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平衡。

　　按照我们的眼光，这些美国富翁是不是太傻了？细想起来，其实不然。表面看，他们的行为是其社会责任感使然。究其内涵，他们的责任意识，将会使美国社会保持稳定和平衡。他们自己收获的，也将是十分良好的生存环境。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觉纳税是发达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常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