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三国时代，当两汉经学的发展已到尾声，社会政治一直处在动乱与不义的环境中，知识份子普遍转向玄学清谈的风气时，王弼以其对老子思想的深切体悟，注解了老子《道德经》一书。王弼的《老子注》中注重“体用之分、有无之别”，诠释出了：“贵无”的精神，并以此原理注解《易经》，将易经的研究方向转以纯粹的玄学思想。(注：在玄学中主要分“贵无”和“贵有”二派，但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无、有”同样重要！)

到了西晋，郭象注解了《庄子》，在他的《庄子注》中主张：“独化”理论。这是一种从高度抽象思想中发展出来的玄学理论，在这种理论中认为：宇宙万物都生于偶然的“玄冥”境界，因此提倡一种“物无大小、各顺其适”的思想，主张平等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人生观。

在西晋之后，道家思想就没有什么“创新性”的发展了。但道家思想自它诞生起就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先秦时代，老、庄整理出了道家思想的纲领后，道家的“形上”思想的深度立刻影响了儒家与法家。儒家的《易传》与韩非子的《解老》都是在其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在社会政治上，道家思想则要到汉初才被正式试验。这主要是因为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灭秦、楚汉之争之社会战乱终告停止之时，人们终于发现“争强”的害处以及“休养生息”的重要，于是老子的政治、哲学观点才被重视。而等到西汉强盛，君王开始好大喜功，争战的岁月再度启幕，时代的风气再度转变，道家思想再次被丢到一旁！等到魏晋“清谈之风”兴起，道家思想又开始了它的生命力。在西晋之后，道家思想逐步被道教、易学与儒学所吸收与借鉴。而同一时期的佛学传播，也曾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以道家“无”的智慧原理来表达的，这就是中国佛学史中的“格义佛学”时代。

关于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可以说与儒家同等重要，只不过两者表现不同：一为“表显”，一为“裹藏”。另外道家在理论上的厚度与辩证也为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其它传统提供了创造力的泉源。至于道家文化在中国艺术、绘画、文学、雕刻等各方面的影响，则是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主导地位，在这方面即使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也不为过。当然，道家思想对中国政治活动也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使得中国的知识份子不会因有太强的儒家本位的政治理想而过于执着官场的追逐与性命的投入，而能更轻松地发现“进退之道”，理解“出入之间”的智慧。

（责任编辑：南有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