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提倡“无为而治”，乃针对现实“有为而治”的政治境况。如何理解老子视域中的“有为”？这是理解老子“无为”思想的机枢。学界一般从上者之干涉、妄为的维度来解读“有为”。如胡适云：“老子反对有为政治，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是当时的反动。凡是主张无为的政治哲学，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动。”陈鼓应云：“所谓‘有为’是指统治者强作妄为，肆意伸展自己的意欲。”这两位大家对“有为”之解说不能说不对，但遗憾的是两者之阐释过于笼统、含混，因此，并不能揭示老子“无为”的本真内涵。本文在两位大家的基础上，将干涉、妄为分为外在的干涉、妄为，内在的干涉、妄为。外在的干涉、妄为是指上者实行残暴的统治，推行苛繁的政令，使下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老子》第七十五章就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第五十七章云：“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对外在的干涉的针贬无疑是老子“无为”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但若仅仅从这一层面理解老子的“无为”思想，恐有失老子“无为”思想的本旨。对于上者的外在干涉、妄为，老子持反对态度，其他诸子也持反对反对态度，可以说对上者的外在干涉、妄为的质疑是诸子的共相，那么反对上者的外在干涉、妄为如何能体现老子思想的独特意蕴？

实际上，在老子的视域中，除了外在的干涉、妄为，还有内在的干涉、妄为。《老子》第七十五章于“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之后，接着指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前句所言为“外在的干涉、妄为”，后句所言为“内在的干涉、妄为”，老子反对“外在干涉、妄为”，更反对“内在干涉、妄为”。正如前句、后句非并列关系，外在的干涉、妄为与内在的干涉、妄为也非处于同等地位。内在干涉、妄为所指者何？《老子》第六十五章作出了如是解释：“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此处的“有为”系指“以智治国”。而其“智”非正“智”，乃是世俗之“智”，若其“智”任用泛行，则流于巧诈、骄矜，“以智治国”就意味着将己意奉为圭皋，强行推之于世，以之为判断善恶，对错的标准，使天下之意归于一，一归于己。表面上看，上者似乎努力于治国安民，但南辕北辙，上者这些行为在老子看来，恰恰是乱国扰民的行为。因为这乖背了人性本然状态，一物有一物之性，一人有一人之性，一物、一人只有在本然的性中，才能自在、适意，成为其本身，在“在”中存在。换言之，一物、一人之价值根源不在外者，而在其自身。《老子》第二十九章如是云：“物之行或随，或噤或吹，或强或羸，或培或堕。”这说明物性不同、人性各别乃是世间的常态。若上者树立一标准，强行去改变一物之性，一人之性，只会戗害物性，撄革人性，其不再“在”，而只是一“在者”。老子于“物之行或随，或噤或吹，或强或羸，或培或堕”之后，接着云：“是以上者去甚、去奢、去泰”，这说明聪明的上者应自禁其意，随顺下者。只有在这无所干预中，每个人就能各遂其性，任性而行。因此，与其将“无为而治”真切关涉界定为干涉、妄为，不如在干涉、妄为区分为外在干涉、妄为与内在干涉、妄为的基础上，将“无为而治”真切关涉界定为内在干涉、妄为。

因此，“无为而治”之治所关涉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事处理，而是心性的发明、导引，下者的心性才是老子关注的焦点。换言之，老子思虑的核心是如何使下者不受外在的干扰，持有、发展自身心性。在老子的视域中，下者成性之方式，不是上者任意而为，逞智而用，去教化、改造下者；而是上者冲虚澄清、恬静无为，从而任下者自性而然、由性而展，成为其自身。假如说诸子之学皆成性之教，那么“无为而治”这一成教方式显然区别于其他诸子，彰显了老子政治思想的独特意蕴。

（责任编辑：堇苓蒹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