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的一天，身在塞外的皇帝朱厚照给京城的朝臣们下了一道圣旨，“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随带人马，或攻或守”，与几十年不停骚扰边境的蒙古人作战。这道圣旨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也没有人知道“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到底是谁。经过传旨太监的解释，大臣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威武大将军是当今圣上给自己封的头衔，而朱寿就是他给自己起的新名。几天之后，圣旨再次来到。皇帝认为威武大将军朱寿（也就是皇帝本人）“神功圣武，宜加显爵”，于是在这道谕旨中加封其为镇国公，而且还要吏、户二部给他发放岁支米五千石的俸禄。

这种不伦不类的圣旨让群臣哭笑不得，但这不过是明朝正德皇帝一生荒唐行为的一件而已。正德皇帝登基时15岁，死时不过31岁，在他不算很短的任期内，他一直算不上一个称职的皇帝。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工作岗位上，正德皇帝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消极怠工，隔三差五地和他的大臣们胡闹一下。

难道他傻吗？他不知道皇帝应该以江山社稷为重吗？错了，正德皇帝并不傻，相反，他智商很高，精力充沛。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位皇帝胡闹成性呢？

因为他要发泄他的不满。

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皇帝的旨意无论是否合理，臣下和百姓都必须恪谨遵守，无人胆敢稍加违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一语道尽皇帝的权威。为了取得这个位置，无数英雄豪杰铤而走险，无数人在战乱中失去生命，无数亲友反目成仇，勾心斗角。做皇帝也有不满的时候吗？

这得从头说起。我们知道，肉身凡胎的皇帝当然并不是万能之主。在依靠武力建立或夺取政权之后，帝王和他的后继者，以及他的家族将要面对的已经不是区区几个竞争对手，而是天下万千子民，要将他们统治得十分服贴，凭借一己之力自然无法做到。因此，从始皇帝起，便开始寻找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思想，建立自己的官僚体系，以图江山永固。但是，煊赫一时的法家学说（秦始皇以此得天下）和黄老之术都难以胜任治理天下的重任，秦朝的失败和初汉的政治危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到了汉武帝时，历史到了作出决断的关口。他放眼四望，想在林林总总的百家学说之中，寻找真正能够帮助自己长久维护统治的主导思想和政治力量。通过比较，最终他选择了儒家。于是，便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选择。儒家入选固然因为儒家思想具有深刻的合理性和巨大的社会感召力，这一点上文已有详细论述；同时也得力于儒生集团自觉地改造了儒家学说，构造了一套符合帝王需要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儒家不是被动的被选择，而是主动投向帝王的怀抱；儒家成为专制时代的正统思想，是帝王和儒生集团以利益互惠为目的合作和妥协。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终生奔波，历尽坎坷，无非是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使其在政治中发挥作用。但是，他老人家颠沛流离14年，历尽坎坷屈辱而未能如愿，亚圣孟子也是如此，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的遗憾。由于儒家学说的先进性，儒家思想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儒生集团的势力也在不断壮大。孔孟的失败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现实迫使儒家寻找新的发展途径。汉朝初年，叔孙通通过帮高祖制礼仪揭开了儒家向权力低头，通过为帝王服务谋求发展的第一步。后来，董仲舒苦心孤诣，对早期儒家学说加以改造，构造起一套“天人感应”学说，宣称天是至高无上的，而帝王则是上天之子（天子），受命于天并秉承天意统治天下，不但把帝王捧为神圣，还明确国家主权归皇帝所有，赋予皇帝人世间绝对的统治权威。此外，董仲舒还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构建起一个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社会。这一切，正是帝王梦寐以求的。与董仲舒充分交流后，汉武帝心领神会，随即作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把儒家学说立为官方哲学，任命儒士为丞相，选拔儒生充实各级政府，允诺儒家集团构建为皇家服务的官僚系统。

在这个过程中，皇帝得到主权，神圣光环，长治久安的可能，还有充分的安逸与享乐；儒生集团取得了皇权的代理权——执政权，崇高的声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隐藏在这些背后的现实利益。皇帝作出的妥协是接受儒家理论，同意把自己纳入儒家体系，出让治权；儒生集团作出的妥协是出卖了部分原则，承认皇帝绝对权威和不可侵犯的神性并承诺臣服皇帝，帮助皇帝维护统治，承担管理天下的责任。至此，儒生集团与帝王达成协议，交易圆满成功。这笔交易，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也是儒家最成功的一笔交易，通过这笔交易，儒家在党派林立（百家争鸣）环境中得以脱颖而出，彻底取得优势地位

皇帝和儒家达成共识，结成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但是，他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另外就是他们这种协议缺乏明确的条文，权力的划分极为模糊，这固然为利益的冲突提供了缓冲的余地，但也使得君臣之间的这种协议隐含着种种矛盾。按照儒家的设计，皇帝拥有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威——独裁权——可以将天下都视为一己之私，这就是使儒家集团在与皇帝发生利益冲突时处于被动的地位。历史上，能力超强和精力过剩的君主，特别是各朝的开国君主，总是借助这一条款，变相侵凌儒家集团的治权，这一点具体体现为君权与相权之争。虽然这份中国史上最大的协议是汉武帝签署的，但他并不太尊重相权，他在位五十四年，用了13位丞相，其中有3个自杀，3个被杀。王莽篡汉成功引起了后世皇帝的高度警觉，东汉光武帝时，以三公平分相权，后来设置尚书台渐渐取代丞相决策国事，使丞相负责的外朝沦为执行机构，但可悲的是，尚书台的长官也是儒家人物，并渐渐有了宰相之实。隋文帝、唐太宗都变着法侵夺相权，在中央采用三省六部制，扩充了宰相的人数，取消了像西汉那样位高权重的独相，以此制约相权，强化皇权。最过分的人是朱元璋，他干脆取消了丞相职位，把治权也抓在手里，皇帝丞相一肩挑，真是超级强人。这些人物，无不借助独裁条款，尽可能加强皇权，弱化相权。他们个个雄才大略，能力超拔，有能力掌控巨大的权力，也有能力玩转百官，但是，他们的后代绝大部分缺乏他们的强悍的雄心，能力更不能与他们相比，甚至连体力也跟不上。承平日久，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柔弱帝王既无力掌控大权和百官，也厌倦了千头万绪的国事，权力不可避免地落入儒家官僚集团手里。但皇帝毕竟是皇帝，拥有协议赋予的生杀予夺之权，于是，我们还是经常看到皇帝随心所欲地诛杀、贬斥、羞辱百官，甚至是百官之首的宰相，而合作一方的儒家集团却无法反抗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