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来，由于佛、道二教的冲击，儒学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受到削弱，因而儒家的师道观念也已淡化。如韩愈所说：“自汉氏以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业传经者，及于今则无闻矣。”《进士策问》。这种社会风气的存在，不利于振兴儒学。韩愈以儒家道统自居，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因此，他不仅广收弟子，勇为人师，凡是向他请教的，他都不拒绝，所谓“来者则接之。”而且创作《师说》，宣扬儒家的师道观，提倡尊师重道。

韩愈的《师说》是中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著作。他继承了我国古代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总结和发展了历代教育家关于尊师爱生的思想，并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经验，从教师的作用、任务、择师标准和师生关系等方面，全面地论述了教师问题。“尊师重道”是《师说》全文的中心论点，也是韩愈写作《师说》的根本目的。

《师说》开宗明义称：“古之学者必有师”。他从总结历史的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即自古以来任何一个人的知识学问，都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老师的教诲和指导是不能成为有才智的人的。他认为生而知之者是不存在的，因此“孰能无惑”？如“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这样的人是一辈子也不能聪明起来的。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学习的重要性和老师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当时社会上轻视教师，不尊重教师，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其皆出于此乎。并指出“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其于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吾未见其明也”。还指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与”。

总之，他认为圣人与一般人之所以有智愚之别，其根本原因在于圣人肯于从师学习，耻于从师学习是一种愚昧的表现。这种批判是很深刻的。

《师说》明确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仅仅十一个字，却把教师的任务概括得很全面，至今看来仍是十分准确。一是传道，即传授封建主义的政治伦理道德；二是授业，即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的经典；三是解惑，即是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

教师这三项职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并要发展学生的智力。三者的地位摆得也很清楚，第一位的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答疑。三者中以传道为本，以授业、解惑辅佐之。他认为只有完成这三方面的任务，才配称做教师。实践证明，在任何社会里，乃至今日，做为教师的根本任务，都不外乎这三方面。只不过是由于历史时代不同，所传之道，所授之业，所解之惑，其具体内容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