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是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重大的文物发现之一，同时也是最富悲剧性的。三万多件珍贵文物，流散到十多个国家。这是有史以来的出土文物中，经历的最惨痛的一次文化瓜分。

对文物毫无概念的中国人

藏经洞文物流散过程中，斯坦因并不是第一人，王道士也是被谴责的主要人物，从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来到藏经洞，7年中已经有经卷通过王道士散落到地方官绅手中。关于王道士，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记载基本上来自王道士的墓志铭和斯坦因书中的记录，王道士把藏经洞遗书交给斯坦因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愚昧、贪婪所能描述的。

从1907年到1928年外国考察队几乎没有受任何限制地从藏经洞带走文物，一批又一批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探宝时，中国的官绅文人对这些文书价值的认识并不高于王道士。被斯坦因称为潘大人的潘震，在斯坦因第一次到新疆时，这个温厚的潘震虽然知道斯坦因所持的是游历护照，但是给他提供的各种帮助却都超出了游历的需求，当他看着斯坦因把一箱箱文物运走时候，只是留下一个不解的疑惑:“为什么要把这些古代资料运到西方去？”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向地方官员报告，也为他们送去了宝物，却没有获得斯坦因那样的重视。即使是翰林院编修、一代名文人叶昌炽，时任甘肃学政，1903年他手里就有了藏经洞的佛像、经卷，但他却并没有兴趣走一趟，他眼中的经卷佛像只是收藏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