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是莫高窟第17窟的俗称。该窟曾因发现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文书和美术品等文物而名。藏经洞出土文物与殷墟甲骨文、汉简、明清档案，被誉为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其学术价值于此可见。藏经洞出土文物已成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经洞是附属于敦煌第16窟的小窟，位于16窟甬道北侧壁内。此窟开凿于晚唐时期，窟主是当时河西都僧统的洪辨。洪辨去世后，其弟子在该窟内安置真容像，而成为纪念洪辨和尚的影窟。

 

公元11世纪初，由于某种原因，洪辨影窟被封闭变成了藏经洞，因未发现可信的文字记载，它的封闭时间和原因，就成为一桩历史公案。人们凭借各种旁证，提出多种假说，试图解开藏经洞封闭之谜。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仍无定论。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0年6月22日），居住在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号第16窟甬道积沙时，于无意间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编号第17窟），从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纸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提供了数量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王圆箓，湖北麻城人。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年间，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离军后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后流寓莫高窟，居住在下寺，供奉香火，布道募化。藏经洞文物发现后，王圆箓道士并没有认识到这批文物的珍贵价值，而将它作为巴结交识官吏的赠物礼品，此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敦煌县令汪宗翰就地“检点经卷画像”再次封存，并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

 

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发现不久，英、法、日、俄等国探险家接踵而至敦煌，以不公正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世界各地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因此而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最早劫掠藏经洞文物的是英国人斯坦因。斯坦因原籍匈牙利，早年在维也纳、莱比锡等大学学习，后游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1887年至英属印度，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探险。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1901）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代遗址。第二次探险（1906-1908年）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莫高窟，拍摄石窟壁画，在其汉文翻译蒋孝宛的帮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其旅行记《沙漠契丹废址记》（RuinsofDesertCathay1912）中，有敦煌骗宝经过的详细记录。第三次探险（1913-1915年）时，重访莫高窟，又从王道士手中获得570余件敦煌写本。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总数约二万余件，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在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