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斯坦因后尘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后往越南河内，学习并供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国远东学院，曾多次到中国，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汉学家。1904年回法国，任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于1908年来到敦煌莫高窟，对全部洞窟进行编号，并抄录题记、拍摄大量石窟壁画照片。因伯希和能操汉语，并熟悉中国古典文献，在取得王道士的同意后，将藏经洞中遗物全部翻阅一遍，重点在于选取佛教大藏经未收的文献、带有题记的文献和非汉语文献，廉价骗购大量的藏经洞文献中的精品和斯坦因所遗的绢画、丝织品等。这些收集品总数约一万余件，写本部分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绢画、丝织物等入藏吉美博物馆。

 

1909年秋，伯希和携带部分敦煌写本精品，经南京、天津至北京，出示给在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等人观看。中国学者参观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并得知敦煌藏经洞尚有部分劫余，便以清学部的名义致电陕甘总督封存藏经洞内劫余古物，严禁外运。宣统二年（1910年）清学部咨甘肃藩司，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但在起运前王道士又转移藏匿了许多文书。在运京途中被各地官吏窃取，遗失无数。进京后又遭官员何震彝、李盛铎等人藏掖、偷盗，将经卷中精好者悉数窃取，而将余卷一折为二，以充其数，当移交京师图书馆时共为18箱，后经整理编号计有8697号。

 

日本人大谷光瑞，生于京都，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一代宗主大谷光尊（明如上人）的长子。早年在学习院学习。1900年赴欧洲考察各国宗教，受到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中亚考察收获的刺激，于1902年8月率随行赴西域，调查佛教遗迹。1903年继位为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号镜如上人。1911年-1912年派遣桔瑞超、吉川小一郎去敦煌，他们在莫高窟滞留近八周，对敦煌石窟进行了大量的摄影和调查，在莫高窟第428窟和第444窟刻划署名，并从王道士手中购得藏匿的敦煌文献四百余件。现部分入藏日本龙谷大学和大谷大学等处。

俄国人奥登堡率俄国东突厥斯坦因考察队于1914年考察敦煌等地。在敦煌期间，考察队绘制了443个洞窟的图纸，拍摄了二千多张照片，详细测绘了莫高窟的平、立面图，以及洞窟油画速写和彩色临摹画，又从敦煌居民手中收购了三百余件敦煌文献，并发掘了部分窟中的堆积物，获得大量写本、壁画残片、绢画、麻布画、纸画以及丝织品等，写本部分入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德堡分所，美术品和资料等入藏圣彼德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姗姗来迟的美国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由华尔纳率领，于1924年初首次来敦煌。此时，藏经洞已是空无一物，华尔纳不甘心空手而归，便把劫掠的目标转向石窟，他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片敷于石窟壁画表层，剥离了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等窟唐代壁画精品十余幅，并连同第328窟正壁龛内左侧的一尊唐代供养菩萨塑像，掠至美国，入藏福格艺术博物馆（今转藏赛克勒博物馆）。由于技术的失败，华尔纳的作法实是对敦煌壁画的人为破坏，使完整的画面支离破碎，而且带回的残片，又有遗失。1925年，华尔纳又组织考察队来到敦煌，因当地民众的反对和官府的阻止，他想再次大批剥取敦煌壁画的阴谋没有得逞。

 

藏经洞文物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竟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二十世纪形成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二十世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大放异彩。敦煌文物映射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明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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