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

随着解放战争中，国民党部队的节节败退，此时的南京城里，很多国民党官兵家属想着离开这个城市撤往台湾。搭乘飞机已经成了奢望，水路更是人满为患。

“中鼎号”靠岸的消息不胫而走，船刚停稳，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的官兵家属就一拥而上，把船占得满满当当。

下关码头的混乱局面，急坏了一个人，他就是杭立武。

杭立武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他的任务就是让这700多个箱子能尽快出港。

情急之下，他打电话给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

桂永清赶到码头，登上“中鼎号”，劝大家说，箱子里都是非同一般的珍宝，急需运走。终于，人们听了桂永清的话，下了船。

1948年12月22日清晨，“中鼎号”装载完毕，终于启航了，这次航行的终点是台湾岛的基隆港。

看着远去的“中鼎号”，杭立武松了一口气，从接到文物迁台的任务起，他就一直为这些箱子的安全忐忑不安。

这些箱子共有712个，里面装的是来自五个机构的顶级国宝，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的皇家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安阳殷墟出土文物、中央图书馆的宋元古籍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大批珍贵文物。此外，60箱重要的外交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船前往，这里就有那份著名的《南京条约》。

这些珍贵的文物之所以能从遥远的北京来到南京，事情还得从三十年代说起。1933年，为躲避日军战火，故宫博物院等几家机构精选了一万九千多箱珍贵文物紧急南下。这次大迁徙历经14年，辗转贵州、四川、陕西等地，行程十几万里，直到1947年12月又被全部运回南京，暂时存放在南京水西门内的朝天宫。

1937年故宫博物院在这里设立了南京分院。

作为那次文物大迁徙的主要负责人，杭立武万万没有想到，一年之后，这些国宝又将开始新一轮的颠沛流离，而且这次是漂洋过海。

1948年11月10日，南京市一处不寻常的院落中正在召开一个秘密的会议。

来开会的一共8个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 这所官邸的主人， 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这次会议的倡导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考古学家李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故宫博物院的古物馆馆长徐鸿宝。

这是一次非正式的秘密会议，会议气氛异常紧张，由于时局非常混乱，于是这8个人一致主张将文物迅速迁往台湾。

翁文灏的寓所位于南京市鼓楼区。60年前，文物迁台的重大决策就是在这里酝酿成熟的。这份1950年杭立武在台湾撰写的报告中，详细地叙述了这次会议的决定。

上面标示着：会议决定先抢运故宫600箱精品，并推举杭立武全权负责文物迁移的事。

很快，接替翁文灏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签发了批准文物迁台的文件。

当时还拨发28000元金圆券作为迁运费用。

翁宅会议短短1个多月后，五个机构的第一批文物登上了驶向台湾的“中鼎号”。

跟随这些文物一同前往台湾的一共有9个人，这其中包括一对夫妇，他们是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庄严和申若侠。

十几年来，他们护送国宝辗转大半个中国，孩子一直带在身边，这一次，他们又把四个儿子带上了船。

他就是庄严的小儿子庄灵，现在住在台北郊外的观音山上，庄严夫妇在护送文物途中的一站——贵州，生下了他。庄灵从小就与这些文物为伴，当年坐上“中鼎号”的时候，他只有十岁，那是庄灵第一次飘洋过海的经历。

庄灵知道这些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皇宫中的宝贝，但是他并不知道，这里面的80箱文物还有着一段特别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