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录音：现在我自己也是一个残缺之人，五官不灵了，四肢也不勤了。所以我坐这儿讲，完全是因为体力现在不够的缘故。我想直接从考古的资料说起。因为现在我们对殷文化的……

这一年的初春，七十九岁高龄的李济坐在书桌前，开始撰写他的最后一部考古学论文《安阳》。每天的工作程序是老人用英文口述，再由助手记录下来。由于年事已高，过程中不得不停顿多次。每天只能整理不到两页的文稿。

从李济的家到外双溪，需要四十分钟的车程。为了落实书中的细节，很多时候，李济都要自己坐公车去台北故宫参观文物。与普通的参观者不同，李济与存放于这座建筑中的许多文物，相伴走过了大半个人生。

位于博物馆二楼第三展厅的商周秦汉青铜器馆，是老人每次必到的地方。这里展示的是世界上最罕见的青铜工艺极品。几乎囊括了整个青铜时代各类器形的代表文物。台北故宫的工作人员回忆李济晚年在这里看青铜器时的情景“先生已不良于行，须持铁架助行，但仍坚持每周一次，在青铜器前，他仔细端详，神情如此专注，如此不厌其烦，犹如古生物学家对化石的深入细微。”

1925年深秋的一天，北京紫禁城的大门缓缓拉开。这是五百多年来，故宫首次对民众开放。帝王生活的神秘从这一天开始慢慢消逝。故宫博物院成立这一年，《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古琴曲谱的论文。文章的作者是刚刚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来的李济。此时的李济并不知道，他接下来的命运将和这个刚刚成立的博物馆联系在一起。没过多久，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李济立即被史语所聘为考古组主任。

2008年秋天的河南安阳县，史书中记载的商代最后一个都城——殷的所在地。八十年前，由李济率领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这里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一个失落3000多年的王朝，天降般地出现在世人面前。那是中国青铜时代最辉煌的时刻。

西周末年，天下大乱。无奈之下，周王只得将朝廷的内外事物交给重臣毛公。周王还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毛公为了让后世子孙记住周王的教诲，特意将王的旨意铭刻在青铜鼎上。这件刻有王命的鼎，就是毛公鼎。出土于陕西岐山的毛公鼎，与同一地域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在清朝并称为海内三宝。其中以铭文最多的毛公鼎最为出名。

专家告诉我们：铭文越多，就是从经济价值上来讲，它这器物经济价值也越来越高。过去曾经有一句旧话，就是一字值千金。

拥有四百九十九字铭文的毛公鼎，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它的命运似乎就跟战乱、杀戮联系在一起。抗战的爆发改变了一切，考古组在安阳的发掘也停了下来。发掘出土的文物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批国宝一起被迁往大后方。这是一张迁运途中，李济调查故宫文物的报告书。作为押运人，他担负起保护文物迁移的重任。李济一家七口，从此踏上了跟随故宫国宝和安阳文物颠沛流离的道路。

战争中，日本军队除了大肆掠夺中国的物资，还将注意力投向了一直流传在民间的海内三宝。大收藏家叶恭绰将毛公鼎一直藏在上海的寓所。日军占领上海后，叶恭绰一家人为了不让宝鼎落入日本人手中，多次被关押受讯，几乎丧命。

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初夏，李济跟随故宫文物回到南京。经过开箱整理，所有的文物被安放在朝天宫扩建的仓库里。在这批国宝中包括嘉庆年间从民间收入清宫的青铜珍品散氏盘。这件以独特书法风格著称的青铜器，在盘底中央铸有三百五十七字的长篇铭文。记录的是西周末年两个诸侯国之间的土地议和契约。与散氏盘同时存放于朝天宫的，还有刚刚收入中央博物院的毛公鼎。抗战后，叶恭绰一家因为生活困顿，万般无奈之下，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后来 一个商人出巨资将宝鼎赎出，捐献给当时的国民党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