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存放在朝天宫的文物进行公开展出。在这次展览上，蒋介石不仅见到了散氏盘和毛公鼎，还特意与司母戊鼎合影。1939年在河南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三件青铜重器终于相聚南京。

战争中，李济家里的所有物件都已丢失，南京的寓所里只剩下了李济珍爱的三张古琴。李济一家从出发时的七个人，转眼间只剩下李济，妻子，和儿子三个人了。由于药品短缺，两个女儿先后在流亡的路途上因病去世。

带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李济坐上了飞往日本横槟的飞机，追讨战争中被侵略军抢走的国宝。

经过艰难的寻找、谈判，李济不辱使命，在离开日本前，关于文物收复之事，和日方达成协议：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流往日本的劫掠品均应送回中国。

刚刚从日本回国的李济，突然接到国民政府命令，作为总负责人，他要将第一批故宫珍品和安阳出土的古物押运到台湾。

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有人劝我不要跟着船走，怕危险，我也很矛盾。但我第一考虑的是保护文物，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个地方无所谓。

1948年的冬天，李济与毛公鼎在内的文物，共同登上了国民党海军军舰“中鼎号”。命运，又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由于时间仓促，司母戊鼎因为太重，没有被运上飞机，最后遗留在南京机场。

李济惟一的儿子李光谟如今生活在北京。

1949年2月，刚刚到达台湾不久的李光谟，为了继续念书，又告别父母，独自踏上从基隆到上海的客船。出发的时候，父亲李济正在台北圆山参加考古调查，没能抽出时间去码头送行。身在大山中的李济哪里料到，儿子这一去竟是永别。

抵达台湾最初的日子里，在台湾大学教授考古学的李济，每年暑假都要赶到台中郊外的北沟，参加故宫文物的清理工作。儿子离去以后再也没有消息。在那些炎热的夏夜，李济只能和一箱箱与他同时抵达台湾的器物相伴，在整理的过程中化解乡愁。

1957的春天，北沟库房的西边空地上盖起了一座小规模的陈列室，占地仅有六百平方米，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大小。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这座位于北沟的陈列室第一次将故宫运台文物进行公开展出。当年的新闻影片真实记录了陈列室布展的情况。文物公开展览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天气越来越热，人也越来越多。那时候还没有空调，陈列室内犹如蒸笼，观众们都是汗流浃背地欣赏国宝。在台南工学院教授建筑学的黄宝瑜，专乘赶到北沟参观文物。爱好篆刻的黄宝瑜，第一次看到了举世闻名的毛公鼎和散氏盘。青铜器上精美的铭文，让年轻的设计师如痴如醉。

周朝以前，人们把铜称作金，刻在铜器上的铭文叫作“金文”。作为贵族权威的体现，这些铭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呈现出族人间浓厚的宗族牵连。今天的人们可以透过每一个字去洞见祖先的生活片段，连缀起他们的生活场景。

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个原本是古人用来蒸煮食物的器具，后来被用在祭祀活动中。商朝的史鼎，在内壁中央，铸有一个铭文「史」字，由“口”和“手持竹简”的形象组成，俨然一个史官的模样。商代的史官就用「史」字为族徽，后人将〔史〕字传为姓氏。

爵，是用来饮酒和温酒的酒器。商朝的子父辛爵，在把手内腹壁的最上面，是一个「子」字，像个婴儿。〔子〕是族徽，代表王子的身份。〔父辛〕的意思是，王子家族为父亲〔辛〕祭祀用的酒器。

簋，是一种盛装米饭的锅。商朝的门祖丁簋，腹部有一个〔门〕字，用作族徽，很可能是商代掌管制造门的官员。族徽之下的〔祖丁〕表示，〔门〕氏家族为了祭祀祖父〔丁〕而铸的礼器。

在金文中，乡字的构成是两个人蹲坐在一口锅的旁边。这锅就是青铜器中的簋。古人对于家乡的想象，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饮酒吃饭。

到达台湾后，李济将对家乡的思念倾注在安阳发掘报告的整理工作中。为了落实报告中的细节，年过六旬的老人，常常要赶到北沟，近距离地研究青铜器的文饰和铭文。这些冰冷的物体静静地躺在储藏室的一隅，在老人心灵的深处，勾连出那些温暖的回忆。很多时候，李济都只能根据记忆将二十年前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幕记录在报告中。笔下的安阳已经在大海的另一端了。

1950年，安阳殷墟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在中断十三年之后重新开始。武官村大墓的发掘又有了很多新的发现。几年以后，在大海另一端的李济通过香港的一本杂志了解到安阳殷墟的发掘情况。

许倬云是李济当年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同时在读的还有李亦园、张光直等。这些人后来都被李济推荐到美国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济都是通过他在海外的学生了解祖国大陆的考古新发现，以补充他的研究报告。

1957年，华盛顿大学出版李济的《中国文明的开始》。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台北街头，摩托车成为代步工具。这时候，台湾经济开始复苏，当局积极鼓励观光事业，希望以一个进步，现代的形象吸引游人到台湾旅游。1961年的春天，存放在北沟的毛公鼎和其他二百五十三件文物被送上东去的轮船。这些来自中国皇室的珍宝让大洋彼岸的观众领略到了这个神秘古国的文化传奇。一年多的借展使得美国方面最终决定为台湾提供资金，用于修建一个更大的博物馆来收藏这些皇家珍宝。

2008年我们有幸在台北著名建筑设计师苏泽的家中见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设计原图。

苏泽的老师黄宝瑜是当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设计甄选的评委之一。1961年举行的公开竞图中，有五个建筑师的设计进入最后一轮参选。执行委员不得已，只能把设计图送到纽约，征询知名建筑师的意见。最后台湾青年设计师王大闳的方案由于更符合现代建筑的特征，被美国专家一致看好。然而，台北故宫方面似乎对这个有一些西化的设计并不满意。接下来，关于设计方案的争议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1964年台北故宫才开始动工兴建。

这一年的春天，李济在书房旁边搭建了一个工作室，专门复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糖尿病导致李济的视力严重下降，无法继续担任教学工作。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研究青铜器。无数个夜晚，年近七十的老人，独自守在工作室的炉火边。他似乎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回到古人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