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前，古代的工匠们已经掌握了青铜器的铸造方法。铸造的过程不是工艺流程，而是一种仪式，一种与祖先和神灵有关的仪式。他们满怀敬意和肃穆，灵异的图形在手中不断涌现。千百年前，我们的祖先把对自然的敬畏，铭刻在祭祀神的器物上，以此获得内心的平静。这些游动的精灵，依然蛰伏在幽深的青绿中。青绿是时间的颜色，时间使我们永远无法知晓，它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所经历的每一个真实场景和细节故事。

1964年，台北故宫的建筑设计方案尘埃落定。评委会最终把博物馆的设计图交给了评委之一的黄宝瑜。新的方案源自于设计师对于古代器物的联想。在占地二十多公顷的面积上，这座由中央大厅、四周画廊及四隅小厅组成的中国古代明堂式的建筑，最终构成汉字中一个对称的“器”字。皇室宫殿式的设计，是为了让参观者联想到建筑内展示的都是来自皇家的收藏。正门的“凹”字形，沿袭北京故宫午门的形制，是从汉代的门阙演变而成。绿色琉璃瓦檐墙，与中央的录顶呼应，更增强了整个建筑的传统色彩。黄宝瑜在设计方案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外墙之米色钢砖，其设计为连续之图案，于阳光转移时，呈现出中国绸缎之纹样。” “当阳光自左上方入射时，则可获得四十五度角之阴影，人在影中，可得如北平午门前的感觉”。

1965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十年之后，台北故宫博物院终于在台北郊外的山谷中建成。来台的三千八百二十四箱珍贵文物，在历经三十多年的险阻，跨越漫长的旅途之后，最终被安置在博物馆后山的库房中。

台北故宫的大多数文物多年来一直远离大众的目光，隐藏在博物馆后面的一座深山幽谷里，仅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能够获准进入。一段珍贵的资料使我们有幸得以看见台北故宫文物的存放情况。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因为它是金属，所以很怕各种的酸碱性，所以我们在接触铜器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拿铜器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不要去拿它的耳朵，或者是盖子上的钮，因为那个是它最脆弱的部分。我们每个库房，除了钥匙之外，我们有读卡机。用电子卡才能开这个门。开门以后，开门的时间跟开门的人，统统都输入到我们的电脑，有一定的记录。同时，我们跟一般博物馆不同的就是说我们的东西大部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都是个别的用棉花包裹起来以后，塞上木丝，装在这些铁箱里头。每个铁箱我们里面有装箱单，我们有清单，详细记载是装的什么东西，跟它的号码，都是为了安全的问题。

除了保证安全，台北故宫的铜器库房还将室温严格控制在摄氏22度到25度之间，为的是将空气的湿度保持在45%到50%，以放缓青铜器的氧化速度。

台北故宫于2008年制作的形象宣传片，将著名的毛公鼎以更为现代的方式介绍给普通民众。在保有传统外观的基础上，台北故宫博物院一直致力于将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到文物的研究和保护中。X射线显像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专家能更快地鉴别青铜器的真伪，了解铸造工艺。

现代的青铜器复制流程中，工人们几乎沿用了三千年前的铸造方法。他们将这种带有器形和图纹的泥胚，称为“模”。根据模制作内外的陶范。焙烧陶范的温度被准确控制在1050至1100度。最后将含有铜、锡、铅等合金的熔液浇注入陶范中。铜器刚刚铸造出来时并不是绿色，在地底下埋藏数千年之后，铜器的表面发生氧化，才呈现出青绿的颜色。

如今这些侍奉神灵的器物，已经远离它们曾经存在的历史情景，在经历战火与流亡之后，被置放于现代的博物馆中。随着时空的转移，从家国重器成为传世古董。

散氏盘  357字铭文  中国最早的领土议和契约

宗周钟  123字铭文  中国铭文最多的青铜钟

毛公鼎  499字铭文  世界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作为永不更换的展品，毛公鼎被摆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它静静地陈列在这里，铜锈斑驳，纹饰美丽，那些风雨漂泊的故事，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

李济仍每天坐在温州街公寓的书房里，继续撰写对安阳殷墟遗址的总结报告。由于资料的限制，很多时候，他都要自己坐车到台北故宫，仔细核实报告中有关青铜器的细节。

田野考古的资料，已经帮助我们把青铜器的研究，重新建筑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这些青铜器已经不只是一种古董或者古玩材料，一种有关阶级的装饰品。它们是一批真正的、可以永久保存的史料。

1977年，《安阳》一书由华盛顿大学出版。与李济大部分的论述不同，这份学术报告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个人记忆和感受。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隔海相望的那片土地总算有了一个交代。

1995年，李光谟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在家信中，无数次提及的台北故宫。那些曾经陪伴父亲一生的器物，仍然安静地存放在陈列室中。而此时父亲李济在台湾大学的住所，已经变成了一片新的住宅小区。

李光谟回忆道：我去的时候根本这个地方都拆了，没有了。我跟我女儿两个人去的，我们去的时候，人家就说，虽然是都拆了，但是李先生毕竟一辈子的心血，把剩下的东西整理了五个木头箱子，五个木箱，搬到一个教室里，让我们两人整理。我们俩人整理了一个星期。

回到北京以后，李光谟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整理父亲的遗稿。这对相隔近半个世纪的父子，终于在另一个时空里完成心灵对话。

在台北，没有人再见过李济弹奏古琴。1979年7月，李济在台北的寓所中和他的义女，音乐史家赵如兰进行了一次关于古琴的对话。谈话中，老人回忆起儿时跟随黄勉之学习古琴的场景。

李济录音：我那时候住在达子营，他到我家来教，一个长方桌子，一边摆一张琴，他坐在前边儿，我坐在他对面。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琴谱，他自己抄（的琴谱）。第一个教的就是《归去来辞》……

在谈话结束的两周后，李济因心脏病猝发逝于台北。

海内三宝  大盂鼎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克鼎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毛公鼎 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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